just another rakyat

英國演唱會恐怖襲擊後，《紐約時報》在推特分享了一名讀者的留言。讀者說：

「唯一理智的回應是向死者致敬，然後繼續過日子。恐怖襲擊無法根除，只能減少。減少恐襲需要勇氣和理智。既沒有勇氣也沒有理智的人，最好是安靜點，以免讓情況更糟。」

幾乎所有網民看了這名讀者的評論都很生氣。他們覺得，這種心態等於向恐怖份子妥協。我也覺得這則留言不敏感，不過，我懂他出發點。留言者沒好好解釋他為什麼會這麼說，特別是「恐襲無法根除，只能減少」這段。這讓聽者誤會，以為不把恐襲當一回事。

但他說的沒錯。恐襲無法根除，只能減少。

我們做得再多都好，都無法完全阻止恐襲。這不是因為沒努力。各國政府平時都做各種預防措施，包括在機場落實嚴格的安全檢查，或和其他國家交換情報，逮捕可疑人物，遏止極端思想通過網絡蔓延。情報單位常挫敗恐襲的陰謀。為了避免公眾驚慌，通常低調處理。

我們迷信投入多少資源就能換來多少安全，但現實不那麼簡單。政府如果積極反恐，可以挫敗轟炸國會的陰謀，因為國會是明顯的目標。飛機也是明顯目標，所以我們近年還有聽說有人成功騎劫飛機嗎？但反恐單位只能保護明顯的目標，只可以挫敗規模大的陰謀。

假設一個人很純粹是在新聞節目上看到IS的恐襲，然後受到啟發。他沒跟任何人討論計畫，自己在家做了簡陋的土製炸彈。然後走到菜市場，炸死自己跟幾個小販。當局要怎樣預防這情況？

就算以後警察檢查每一個到全國任何菜市場買菜的人好了，進出巴剎要搜身。如果下個獨狼式恐怖份子決定炸茶餐室呢？馬拉松大賽？茨廠街？劉蝶廣場？如果襲擊者不用炸彈，而是用菜刀？病毒？這不只不是投入資源就可以預防的，如果真要反恐至上，我們不會有正常日子過。

如美國東北大學國家安全專家弗林（Stephen Flynn）講的，很少有政治人物敢說「恐怖攻擊很難預防」這種真心話，因為他們不想被視作懦弱。弗林告訴《大西洋月刊》，政治人物總是過於誇大消滅恐怖攻擊的期待，而當恐襲真的發生了，人們就會對政府信心動搖，然後政府就會更大動作地防恐、對人民開出更多做不到的承諾，如此惡性循環。

每一分投入反恐的資金可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用在建華小醫院MRT，或去預防比恐襲常見百倍的犯罪，如殺人打劫強姦人口販賣大耳窿。這些犯罪每天都發生，恐襲相對罕見。如果專心反恐而不是打擊更平庸的犯罪，或去做一個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嚴重不分輕重了。

近年IS等恐怖組織都善用媒體，來向潛在支持者宣傳理想。他們不需要殺死很多人，只需要在錄像機前殺死一些人，講一些很浮誇的話，視覺效果越震撼越好。當晚全球的報紙和電視都會大肆報道這件事，大大幫助了恐怖份子引起眾人恐慌的目的。而且媒體也讓那些潛在的恐怖份子看到IS是多麼風光，殺幾個人就可以上報紙頭版，宣傳理念。所謂獨狼式恐怖份子，很多就是看了電視後有樣學樣的人。

恐怖份子之所以發動恐襲，而不是帶著千軍萬馬來攻打我們，恰恰說明了他們勢力薄弱，在龐大的國家機構面前傷害力不大。但他們要讓活著的人害怕，讓群體互相指責，讓人民對政府保護自己的能力和意願失去信心。為什麼我們總是讓他們成功呢？

說真的，我們之所以特別注意到恐襲，恰恰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時代，讓暴力因為罕見而引人注目，不是嗎？在一個暴力比較常見的社會，人們不擔心恐襲，而是猖獗的普通犯罪，和永無止境的戰爭。

《大西洋月刊》最近有文章說，俄羅斯人不像美國人那樣對恐襲反應過敏，因為他們習慣了來自車臣分離份子的恐襲。俄羅斯有在敘利亞反恐，以凸顯俄羅斯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但俄政府對國內恐襲一般平淡處理。對俄羅斯人來說，恐襲像交通意外那樣不值一提。

另外，反恐和保護公民自由這兩個目標總是互相抵觸。一個民族往往為了預防那發生率一點也不高、根本不可能徹底預防的的恐襲，而選擇永久犧牲掉各種各樣的自由。例如批評政府的自由，例如集合的自由，例如在WhatsApp裡面想講什麼就講什麼的自由，例如把爛政府拉下台的自由。

值得嗎？我們被車撞死或者被劫匪刺死的機率，遠遠高過給恐怖份子炸死的機率。犧牲掉那一堆自由沒有讓我們安全多少，還讓掌權者得到近乎無限的權力，讓他們可以繼續把我們的日子弄得很慘。

死於恐襲的人遠遠少過給車撞死、在沖涼房摔死或者心臟病爆發而死的人。就算恐襲無法根除，我們都還是很安全很幸運。我隨便出個門就有給車撞死的風險，或者給人搶劫，在家則可能給衣櫥壓死。恐襲也不是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雖然機率渺茫。但我生活在十分和平的環境，至少相對而言是那樣。

的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預防恐襲。但是身為人民，我們能確保恐怖份子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恐怖份子的實力最多就只夠他們展開恐襲，他們無法佔領我們的國家，不應該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除了譴責他們的行為，我們能做的就是紀念受害者和繼續過日子，確保恐怖份子死得一點都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