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心的局限
心理學家布魯姆寫道：「同理心無視事實和數據，它只被可辯識的受害者吸引。」
人們經常向牽動人心的人事物注入過多關注，忽略規模更大的災難。一個小女孩如果被人殺害，一定能引起極大憤怒和同情。然後媒體就會大肆報道她生前有多善良無私，父母老師有多麼悲痛。
相反地，我們卻不同情海上船民，不會覺得這些「非法外勞」和我們一樣有豐富的感情；他們死多十個也不會有人在乎。他們只是數目字，跟1仙、10仙一樣；媒體才不會去報道他們在孟加拉的父母有多傷心。
但事實上無論小女孩、川震災民還是非法外勞，他們都不過是平凡人，而平凡人都是複雜、動機灰暗、帶有私心的，包括船民和小女孩（兒童是否比成年人善良這點，有機會再談），我們自己也一樣。
我們高喊血濃於水、捐錢幫助四川災民時，沒人想過他們中是否有小偷、罪犯、貪商和自私自利的人，大家覺得他們自然都是好人。
如果對象是一群非法外勞，我們就會顧慮到對方是否感恩、是否會得寸進尺、是否有犯罪傾向。
我們要救的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他們都不過是平凡人。說到底，大馬華人這種極為有限的同情心，不過是赤裸裸的種族歧視。
當然，我絕對贊同幫助四川災民或小女孩，是我也會那麼做。不過純粹從功利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人類在爭奪資源，我們為何不自私一些？他們又憑甚麼得到我們的幫助？
依我所見，功利主義應該在於人道主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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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指出，要解決船民危機還得靠智慧，必須尋找功效最好的答案。這不能只靠同理心，但向恐懼屈服也不是答案。
雖然很多人確實同情船民（更多人則把他們視為犯罪份子），我們真正要解決的問題，絕不止於拯救海上的數千人。
每天潛進大馬或遭到綁架、販賣的無數廉價外勞又如何呢？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外勞在大馬油棕園、血汗工廠等看不見的地方過著非人生活。
海上漂泊的一小撮船民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偷渡問題，然而直到國內發現亂葬崗為止，我們都一如往常拒絕正視根深蒂固的非法外勞問題，還假惺惺辯論是否應該好心收容船民。
於是，我們打開後門買進廉價勞工，卻緊閉前門說不歡迎船民，因為前門進來的是客人，後門進來的不是人。我們不願在國際社會眼中負上照顧船民的責任，卻不介意偷偷把他們進口，任我們在黑暗中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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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如何看待人類同理心的局限呢？保育人士或許有可以借鑑的答案。
人們喜愛海豚、大象等美麗的動物，牠們如果遭獵人殺害，我們會難過；但沒人會同情壁虎和麻雀。然而如果我們都只保護可愛的物種，那會導致生態災難。
但保育人士清楚人類同情心的局限。他們經常挑選熊貓這類擁有公眾號召力與吸引力的動物當「旗艦種」，以鼓勵人們保護生態環境，連帶保護那些不可愛的物種。
諷刺的是，人們對可愛小動物的喜愛往往也帶來反效果，如貓狗、烏龜、鸚鵡、兔子等經常被引進原生地以外的環境，嚴重破壞當地生態，造成其他動植物絕種。
但就算如此，貓狗都是感情豐富的生靈，牠們的生命也同樣值得尊重。如果我們繼續棄養寵物，然後由市政府派人射殺，那無法解決問題；我們應該從根本下手，讓公眾學習負責任地飼養寵物，同時打擊動物走私。
當然，政客和活動人士也懂得人們同理心的局限，因此我們才會有馬拉拉這類象徵人物。澳洲毒販安德魯一個人的遭遇帶動了人們就死刑展開辯論，女大學生之死讓人關注印度性暴力這個普遍現象。
如果數千名漂泊海上的船民能令大馬人正視人口販運問題，那當然是好事。不管最終是否把船民驅逐回去緬甸和孟加拉，我們都應該開始嚴厲打擊販賣人口的非法活動，讓非法（或合法）外勞得到應有的人權保障，讓馬泰邊界不再有亂葬崗，在外交上向緬甸施壓，同時為一個不依賴廉價勞工的大馬鋪路。
但當然，首先我們必須把頭從沙裡拔出來，承認問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