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澳洲國際大學教授阿斯皮諾爾曾比較印尼和我國的選舉，他指出，馬來西亞選舉相對下更加不自由、不公平，但大馬人對民主政治的狂熱卻更勝於相對民主的印尼。他描述：「（505大選前）黨領袖和競選者、媒體、一般百姓都不斷申明，這是國家的生死關頭」。
他指出，大馬政黨更制度化、和政府更加密不可分，政黨比較針對特定社群宣傳，因此群眾更相信選舉能帶來改變。但當然，印尼民眾相信對民主機制運行也比較習以為常，要興奮也很難。對印尼人來說，政黨對課題的立場決定了他們的支持率。
與此相反，泰國人則比我們還要對政治狂熱。塔辛就任首相是十多年前的事，但他釋放的民粹力量一發不可收拾。塔辛上任後，農民、勞動階層首次發現手中選票的力量，至今依然在和精英階級展開一場又一場時而血腥的拉鋸戰。
塔辛究竟並非真正關心貧苦人士，甚至是通過維持社會不平等保留支持率。他的貪腐也是公認的事實。不過泰國農民普遍認為，「相比其他貪官，塔辛至少是個為我們做事情的貪官」。他們依然將一切期望交在塔辛家族身上。
這些當然都不是理想政府的例子。它們都在艱難轉折的之前、之中、之後，民眾都做出了相當無奈的選擇。
我國未達各黨可互相制衡的局面。因此人們也付諸太多期望於未當選的黨和人，期望他們中有一些道德上完美無暇，容不得這個美夢遭打破。
當然我們有必要去監督任何黨派政客的操守，持續樹立清廉政治之風，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制度和政策、解決問題的能力。不現實地要求政客無慾無我，不如先通過推動完善制度，確保系統可以有效限制濫權，我們離那裡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至於政客為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我想我寧願相信一名有節制、誠實公開地滿足私欲的政客（如果工作表現良好），多於顯然作秀的「道德榜樣」。
不少人都認為聖誕節偏離了原來的精神，變得商業、消費主義至上。但也有人說，若非20世紀聖誕節始在美國商業化，如今聖誕節將和其他基督教宗教節日——如1月6日主顯節——那樣，鮮少人知道或慶祝了。
聖誕節不少「習俗」都起源自商業、媒體，如聖誕老人的形象是通過1920、1930年代的可口可樂和惠特曼巧克力廣告宣傳而開始廣為人知；如今大家熟悉的聖誕樹，據說是來自美國雜誌中一家人圍著一棵樹歡樂的圖像，商家隨即有了靈感，開始將林中的常青樹砍伐來販賣。
有別於和同樣日益商業化的華人新年、中秋等，儘管聖誕節如今已是普天同慶，它究竟是基督教徒的宗教節日。一般認為，聖誕節在西方社會正式轉型為和家人、親友等共享美好時光的世俗節慶，部份歸功於狄更斯1843年出版的暢銷作品《聖誕頌歌》。
聖誕節今天擁有超越宗教節慶的意義，作為文化的一部份不斷在更新、融匯、發展，每個人心中都可以有自己特殊的慶祝理由。商業化的節日不一定沒有價值，一份報告指出，人們可以通過消費形象地表現關愛。為甚麼不應該送禮物給感謝的人呢？我想心態和一定的節制才是關鍵。
然而，我們如今不缺乏可以購物、消費的節日和理由。一切事物被商業化，都那麼渴望刺激我們的感官，卻也一起變得不再寶貴。
我們太多消費的理由，聖誕老人也成為和流行偶像或Youtube紅人無異的品牌。或許我們需要的真的只是那麼簡單，更多消費的機會？我讀過一篇文章，作者指他搬到美國西北太平洋地區時發現，那裡冬天時數個月幾乎都不見日光。他說：「我明白到為甚麼我們的祖先將節日放在12月：我們那時最需要光亮、消遣和希望。在電燈還未發明前……冬季來一點燈火、食物和派對可是生死般重要的事。」
已故曼德拉最偉大的特質恰好是當下我們最缺乏的：寬容；然而一個人的特點往往既是優點也是缺點，曼德拉的寬容有讓人難以接受的一面，要以他為榜樣，就必須清楚認識、承認這點。
對南非人來說，曼德拉的寬容造就了南非政治的劣根。南非作家米達說：「我們當今（在南非）可見的貪腐在曼德拉任內就已經紮根。他對盟友過度忠誠，以至於看不見他們的過失。」當然，不少黑人依然認為他對白人過於寬容，導致南非依然無法真正達成平等。
對西方國家來說，曼德拉「寬容」得讓人無法接受的則是推崇沙旦胡先、卡達菲、卡斯特羅、毛澤東等被認為殘暴、不民主的「西方自由價值觀的敵人」。然而，當年恰恰是卡斯特羅、列寧、斯大林等啟發了曼德拉的鬥爭，是卡達菲等反西方的政權向非國大提供了軍事訓練和經濟支援。
曼德拉始終對這些人心懷感恩。和曼德拉一同入獄的阿末德說：「你完全無法改變曼德拉對朋友的看法」。
不少人因此覺得曼德拉背叛了他捍衛的價值觀。然而別忘了，當年曼德拉反隔離政策時，國際社會上肯為他撐腰的只有蘇聯等共產政府、組織。當時正值冷戰時期，如今把他推上神台的美國以「反共」為由，將非國大視為恐怖組織，支持繼續推行隔離政策。這不表示蘇聯等就比美國偉大，但曼德拉是對的：他的鬥爭無關西方，也無需討好西方，別人眼中的「政治正確」對他而言不如先解決眼前的問題。
此時在中國，中共政府和民運分子都在推崇曼德拉，把他視為理念上的戰友，實在很有意思。
《每日野獸》評論指出：「儘管曼德拉和左翼的關係有時讓他無視以共產為名犯下的罪行，但重要的是，非國大在南非確實是個跨族群、爭取民主的運動」。
曼德拉不僅和獨裁者稱兄道弟，也如此對待他所對抗的白人政府；他和堅定維護種族隔離主義的南非前總統薄塔一同喝茶、訪問隔離政策主將維沃爾德的遺孀。儘管1990年出獄時曼德拉曾聲明不排除繼續使用武力爭取平權，他的寬容消除了流血衝突的必要，這一點是他無可否認的功勞和偉大。
不管對泰國前首相塔辛的看法如何，多年前倒台的他依然陰魂不散地纏繞著泰國政治，依然顯示了反映了他受部份群眾支持的程度。
塔辛支持的政黨過去贏了5次選舉並不是意外。他剛上任時，泰國逐漸從亞洲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塔辛順勢「領導」泰國早兩年償還IMF債務；他的醫保、小額貸款、住房政策等經濟援助，提高了貧窮人士的生活水準和消費能力。
他當上首相以前，泰國貧窮農民並不覺得自己有多少權利可言，塔辛是首位讓他們覺得手中選票有實質意義的首相，因此他們願意不惜一切捍衛他。
如美國喬治亞大學的慕德所說：「民粹政治重地的民眾確實支持民主，但他們並不想時時刻刻都受政治干擾。他們要懂他們、令他們願望成真的政治人物，而非『聽取』他們意見的政治人物。」人們不喜歡處處都妥協、顧及後果的現代政客，他們想要領袖強而有力地解決窮人所厭惡、根深蒂固的貪腐等問題。
塔辛2003年鐵腕禁毒時法外處決了2千800人，一方面引起知識分子批評，另一方面卻也在窮人間打造了「不惜為人民對抗制度」的正面形象；和薄熙來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和薄熙來一樣，本是億萬富翁的塔辛實質是個披著民粹外衣的精英分子，這一切究竟只是一場戲。
然而這類統治向來都是不可取的，它忽略了現實中複雜的情況、促進社會分裂，而且容易演變成固步自封、與世隔絕的政權。
塔辛以後，政府除了借債已經逐漸無法持續向窮人提供福利，英叻政府的稻米抵押計劃等顯示泰國民粹政治已經不可持續，提高最低工資也進一步觸犯了中產階級的利益。
曼谷示威顯示了社會底層和中產階級間依然有道難以跨越的隔閡，凸顯了雙方的利益衝突，也是塔辛政治的後遺症。但是，民粹政治無可否認有它的存在價值。那往往是底層社會合法地尋求政治認同的唯一管道，也是社會貧富問題的重要症狀。
近日聯合國氣候談判在華沙僵持不下之際，小島國基里巴斯受到了媒體關注。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已威脅甚至開始影響到不少小島國的存亡，而基里巴斯是首當其衝的國家之一。
基里巴斯所面對的問題，或許能讓我們更全面理解這類小島國眼前危機。基里巴斯似乎是個很多人「聽都沒有聽過」、小得可有可無的國家，實際上它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最多人口的南塔拉瓦環礁每平方公里住著約5千人（吉隆坡市區為每平方公里約8千800人），全國有11萬人口。
據基里巴斯總統湯安諾，人類活動使得全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已淹沒該國一個村莊。
科學家認為，這個國家本世紀末以前即將不復存在。海水流進了陸地污染了地下水、水池等淡水水源，導致不少土地不再適合耕種。而作為島國基里巴斯本來就特別缺乏淡水。
比起漸漸遭到海水淹沒，更嚴重的下場不太久前才在菲律賓可以看見。如果類似颱風「海燕」的風暴襲擊基里巴斯等小島國，情況很可能比菲國中部還要悲慘。讓這個國家消滅，一次大浪就夠了。
目前，基里巴斯正在向斐濟政府談判買下5千英畝土地，好讓其國民來日可以遷移。
和旅遊業發達、也在嘗試協商收購斯里蘭卡領土的馬爾代夫相比，基里巴斯根本無法吸引外資，這令該貧窮的國家面臨不少問題。《彭博新聞週刊》描述，政府如此害怕失去剩下來自捕魚許可證的收入，以至於不大敢干涉島上女童向外國漁船賣淫的普遍現象。
基里巴斯也備受其他爭議，如違抗防止過度捕撈的努力，湯安諾博取發展國家救濟的動機也受到不少方面質疑。有的方面認為，和斐濟談判收購土地，實際上是刻意製造人道危機的觀感，挾持國際社會提供經濟援助。
然而正是這類爭議逐漸模糊了國際行動的焦點。美國等富裕國家因不信任基里巴斯等貧窮國家的動機，就努力在華沙推卸責任無疑非常虛偽。正如我們不能因賑款並非都落入菲律賓災民手中就不救援「海燕」災民，各國也不能因為懷疑「貧窮」國家政府就忽略了實實在在的問題。
伊朗並非首次向美國伸出了手。
2003年，伊朗向美國提議展開協商，解決美伊之間的所有分歧。當時的伊朗總統，是首位改革派總統哈塔米。結果，美國國務卿認為哈塔米在伊朗沒有實質力量，只能說做不到，而剛在伊拉克大獲全勝的白宮和強硬派都認為沒必要和伊朗協商。美伊當年就這麼錯過了冰釋前嫌的機會。
除了提倡「建設性外交」，哈塔米任職期內，媒體、女性等都有較多自由，伊朗經濟也有改善。但他受以宗教最高領袖為首的體制箝制，改革有心無力，不只得罪了國內的保守派，改革派也對他失望，普通市民則更受內賈德等民粹派「社會公義」、打擊貪腐等比較有力的口號吸引。
2005年，比哈塔米更接近草根的內賈德大選中獲勝，他上台後漠視人權，媒體關閉、經濟持續衰退。作為民粹派，他樂於打造「勇於發言」的形象，故意發表仇恨西方的言論，伊朗遭到更嚴重制裁。
黯然下台的哈塔米發現，改革派強調的「社會自由」在民眾眼中不如保守派聲稱的改善經濟、打擊社會不公和貪腐。他轉向主張「溫和」漸進改革。2009年大選時，哈塔米支持的前總理穆薩維故意避開改革派的口號，直接在經濟和社會公義的平台上對壘內賈德。
2013年伊朗總統大選時，改革派被禁止參選，哈塔米呼吁人民支持「溫和派」的魯哈尼，魯哈尼壓倒性勝出。作為保守派、改革派都較能接受的領袖，魯哈尼最終在美伊外交上達到了突破，打破30餘年來的僵局。他回國後依然遭到了保守派丟鞋子，而且很可能最終美伊依然無法在核計劃上讓步。但這是個好的開始。
魯哈尼勝選後，哈塔米告訴一群大學生：「我們寧願改革派的論述得勝，就算改革派本身沒有勝利。」他強調，成功的伊朗總統必須和最高領袖協調，後者將協助總統達成他向人民作出的承諾。
話中無奈和妥協意味非常強烈。但以為可以依靠「人民」或「領袖」任何一方改革，等於忽略了社會結構的複雜。這是民主時代改革的本質，在任何一方都無意對話、逐漸像兩輛火車頭撞在一起之際，我們都很需要不怕死的溫和派擋在中間。
世界小姐選美賽在印尼舉行，當地伊斯蘭組織群起抗議。主辦單位辯說，女人有自由表達性感魅力。反對者有不少是出於宗教理由，但也有人指出，選美比賽物化、消費女性。
這令我想起女權組織「FEMEN」，她們常常裸胸在公開場合示威，很惹人注意也很惹爭議。讓男人看光身體，是解放，還是女性「物化」自己？後來暸解到，FEMEN想表達女人身體部位不應該被強制附上「性物品」的標籤。乳房和頭髮、肩膀、手足一樣是身體部位，作用是哺乳，本無性的意思。在一些社會，人們對女人赤裸胸部習以為常，並不以為性感、色情。
不論如選美秀般赤裸裸地消費女性，還是憑著男人能和不能接受的界限定義女人該如何展現自己，不都是男權社會對女子主宰、同一硬幣的兩面嗎？
不少人發現，即使女性目前對自己的看法，很大部份都受男權社會累積的觀念影響。這一切和女人真實想要的往往都分不清。所以女權主義者對女性意識的立場、見解比林裡的鳥還多，而且爭執不休，並非女人愛為難女人，而是這確實很需自我要不斷辯論。
如有的女權主義者堅持女子越像男子就越「自由」。有的則認為女人的性感是天賦、應該善用的「武器」，也有人認為女性要有自由表達性慾的權利。回到印尼的選美比賽，有的女人覺得女性有穿戴頭巾、免於西方價值觀「物化」的自由，有的女人則認為女人可以自由穿著，不應該為男人的軟弱負責任。女人性不性感，成了修飾政治、社會衝突的胭脂。
其實，女人必須可以自由表現自己，才可能擺脫男人數千年來灌輸的思想枷鎖。如世界小姐的爭議，究竟是女人應不應該在男人眼中賣弄性感罷了！我覺得不管女人都變得怎樣，男人還是會愛女人（不然還能怎樣）（同性戀者例外），審美觀和所謂的「性感」標準是文化產物，女性應該能全面主宰自己如何最自在、自信。
社會如此多元，我們也無需定位、局限所謂的美和性感。心智和身體健康的人都很迷人，身心有創傷也一樣能發光發熱。不分男女或其他，我們每個人都獨一無二，各有各的美麗。
薄熙來落馬前，很有可能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政治明星。不少媒體都說，雖然薄熙來堅決反對民主，但中國如果有民主，他就會是國家主席。
新聞系畢業的薄熙來懂得怎麼吸引媒體的眼光，他在重慶施政時大搞受爭議的「唱紅打黑」運動。除了針對黑幫，他也刻意針對與黑幫勾結禍害人民的地方官員、暴發戶等（當中不少其實是政敵異己），通過煽動性的言論把這一切包裝成全民運動，並確保落網貪官不受干擾地受到嚴厲制裁（為此他濫用司法權力，威脅律師、虐待嫌犯），並充公財產，目的是塑造他與老百姓一同打擊所謂腐敗「精英分子」的英雄形象。
即使在中國，也有一部份人擔憂他在走毛澤東文革時走的路線。但這不妨礙他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除了「唱紅打黑」比較明顯，《紐約時報》指出，薄熙來通過借錢貸款等經濟上不可持續的方式，以曇花一現的大規模建設讓民眾以為一切都會很好下去，這和過去的「大躍進」有如異曲同工。儘管重慶市民的生活未必有改善太多，但中國是一個特別為「發展」感到驕傲的國家。
薄熙來富有魅力，是太子黨，父親是知名革命英雄。對政治路上相對順暢的他來說，沒甚麼比弄成一場引人矚目的運動更容易、更有必要也更有效。他自知站在鎂光燈下，溫家寶在電視上大秀親民時，他在打黑行動中就大舉逮捕了3千餘人。
然而他打擊精英分子的姿態越強，凸顯自己「非凡」的同時，就越直接暴露了中共內部的腐敗無能。政治生涯中相對平穩的他以為自己的人氣是萬能的，最終落馬後，中共把他刻畫成貪腐精英分子的典範，各種腐敗的細節不堪入目地公告天下。對習慣大玩民粹的薄熙來來說，這無疑是最諷刺的下場。
然而隨著中國政治越來越污濁不堪，社會上可以信仰的越來越少，人們將更相信那些被視為簡單有力的聲音。就算民眾不完全支持毛派思想都好，他們都會傾向於相信有鮮明立場的人都更加真實善良，正如極端宗教分子總是會有大批忠實的支持者般。因此我們還會看見更多薄熙來出現。
日本多年來堅持以科研明義獵殺鯨魚，曾有日本捕鯨人告訴美國記者：「我覺得鯨魚問題是種族歧視，歐美在執行雙重標準」，大概概述了日本方面的主要觀點。
綠色和平組織發現，大部分日本人對鯨肉不感興趣。每年宰殺的大量鯨魚其實沒有市場，賣不出的大量鯨肉只能拿去囤積。
如《紐約時報》提問：「日本為何偏偏為此事公然違抗美國呢？」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亦豈不是另一將國內鮮少人支持的民族主義課題看得比和美國戰略關係還重要的例子？
保守派政客強調，食鯨是日本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其實並非完全如此。
1840年代至1850年代的捕鯨業由美國壟斷，美國人捕鯨的凶狠情形在文學名著《白鯨》中便有生動描述。隨著捕鯨活動全面轉移至太平洋，西方世界首度和日本有了接觸。
1860年，美國海軍將領佩里率「黑船」抵達日本，申請為美方捕鯨船隊提供補給基地，要求日本開國。美國捕鯨人遭粗暴對待的聲稱成了遠征日本的藉口之一。
砲艦外交迫使日本簽署不公平的條約，它下定決心組建「西方國家都要妒忌」的先進軍隊。
它隨即在明治維新中迅速改革、趕上歐美國家，餘下歷史無需贅述。日本擁抱了西方的殖民行為，也由美國和挪威得到捕鯨的船艦，吸取了先進獵鯨技巧。
二戰後日本戰敗，由美國領導的同盟國佔領，更迫使其放棄維持軍事力量與宣戰權，民族尊嚴跌至谷底。美國歷史學家格拉克稱，戰後漫長、痛苦的記憶令日本傾向于以受害者心態看待二戰歷史，忘了自己曾是施暴者之一。當時日本人十分貧困，捕鯨純粹為鯨油、鯨鬚的美國開始鼓勵日本人日常食用鯨肉，作為便宜的蛋白質來源。
如今，日本人更富有、更多選擇，而物以稀為貴，百姓已對鯨肉失去興趣，是純粹的民主情緒讓捕鯨活動延續下去。
是美國將「強國夢」和捕鯨的理由帶進了日本。如今美國領導西方國家痛斥日本捕殺鯨魚，好比當初迫使日本放棄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強國夢」。日本不接受西方禁止捕鯨，說到底是不甘心。
日本人依然普遍感激美國讓其脫離「鎖國」時代，成為最富有繁榮的國家之一。今日中國崛起之際，日本也再次需要美國提供戰略支持。然而，正如安倍表面親近美國，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卻也可能透露了日本右派的深深不服。
在2萬多人請願下，英國自民黨成員遞交了一項法案，要求追授因同性戀被定罪的數學家艾倫‧圖靈（Alan Turing）死後「赦免」狀。圖靈二戰時協助破解納粹密碼，被認為令二戰縮短了2年，避免了成千上萬人命犧牲。他也創下電腦科技的基礎，被稱為「電腦之父」。然而，圖靈因為性向而被判處化學閹割，強迫注射女性荷爾蒙導致變性，被認為因此服毒自殺。
儘管聲援圖靈的人們或為有望「平反」而高興，但「赦免」這個字眼明顯很不妥，何況歷史上有約4萬9千名同志在同一條法律下被定罪，包括大文豪王爾德。不管圖靈有多大貢獻，創下特例赦免一人並不合理。承認對圖靈造成傷害的同時，當局一個判決都不應該改，就如英國政府曾經的立場那樣，他是根據當時（不完善）的法律被定罪。就讓歷史上的錯誤永遠作為錯誤去銘記吧，不以一個象徵式的「赦免」就拋下了歷史包袱。
我贊成《觀察家報》時評的提議，即當局應把圖靈等同性戀者的貢獻以及面對的不公寫進教材，在校園為同性戀社群樹立回正面形象，阻止針對他們的校園暴力，讓在歧視的環境中長大的他們抬得起頭。
當下的媒體倫理不鼓勵新聞報導提及當事人性別性向種族等，認為無謂強調只會加劇讀者刻板印象。可是我認為（至少在保守的社會）確實有必要去更公開承認同性戀者（或女性）的貢獻，直到社會對各方一視同仁。我們必須（先）讓大家站在同樣的起跑點上。
至少當下，我們有必要提醒人們，跟異性戀者一樣，同樣有不少同志為人類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亞歷山大大帝、古典經驗論創始人培根、文豪普魯斯特、藝術家米開朗基羅、冰島總理西於爾扎多蒂，這些人的成就來自他們的成長過程和努力，不能因性取向肆意抹殺。
學者諾爾頓一針見血地說，人們若聲稱一個人的性向（或性別）同他們的成就無關而沒必要提及，那他們應該認識到，社會一直以來都受惠於同性戀者的貢獻，但為了否認他們是同志，不惜施壓、威脅、殺害。圖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