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another rakyat

大家都想念那些年。

最近Ola Bola很紅。老實說我還沒看，但很難不感受到它引起的共鳴。聽說，電影以八十年代為背景，以球賽為題材，呈現一幅大馬各個種族異中求同的風貌。朋友覺得，故事讓人熱血沸騰，和現在的政治現實很不同。於是他們都很感傷：不知幾時開始，一切都沒有電影中那麼美好了。

我不知這部電影拍得好不好。但我認同N說的，這時搬出那樣的題材，滿足了大馬人此時此刻的期望和需求。我們都心灰意冷，需要正能量。而且不管從政府或民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題材都十分政治正確。

今天，我國社會裂痕越來越明顯。華人的本土意識逐漸抬頭，馬來人的民族認同卻越來越靠攏伊斯蘭教。但同時，不論官方或民間普遍認可的論述都宣稱：大馬人是團結的，是有心人操弄種族情緒。彷彿暗示：打敗了有心人（不管是執政黨、在野黨或某些「不知足」的華人）就可以回到美好的那些年。

但那些年真的那麼美好嗎？

懷舊是人類的通病。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莫爾維基說：「記憶像唱片店，新歌不管好壞都要賣，但只保留最經典的老歌。我們總是相信過去要比當下好⋯⋯但不論是生活或工作，過去很多做法都可以改進。」何況，我們很少注意到漸進而無形的進步，或覺得是理所當然。唯一能清楚感覺到的，恐怕只有此時此刻讓老子不爽的事情。這種認知偏誤常常影響我們對政治的看法，你看各國領袖在任期內和下台後的評價差別，再看看「讓美國再次強大」這類政治口號，就明白我在說什麼了。

大馬人會不會也是那樣？我最近讀到後中年大叔Stevie Chan的推文，他說：大馬人那些年從來都不是那麼和諧。以前馬來人比較會忍氣吞聲，但種族關係一直都很緊張。

Stevie Chan承認，我們確實在倒退。現在種族歧視更加制度化，而且偏幫土著。但他說，那些年民間一樣充滿著歧視，而且對象是馬來人。（就算是今天，私人企業對馬來人的歧視依然讓很多馬來人不滿。不是說華人沒受害，但我們需要多聆聽同胞的立場和感受，除非我們想孤軍作戰。）

我沒經歷過那些年，不知道應該贊成還是反對他的感想。我聽長輩說，那時種族關係大致上比現在好。至少那時很多事情沒那麼敏感。

但我在中學課本上讀到，馬來人40年代反對馬來亞聯邦，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華人等移民輕易得到公民權。中學課本也提到，60年代發生過不愉快的種族事件。不管真相是怎樣，如果那時大家互相信任，情況應該會很不同。80年代呢？個人經驗是，很多經歷過80年代的華人長輩覺得馬來人好吃懶做，馬來長輩覺得華人貪財和不誠實。這些看法是最近才有的嗎？還是只有少數人那麼覺得？

大馬一直都有種族政治，不過種族之間也一直缺乏信任、交流和互相瞭解。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就算是在據稱種族關係每況愈下的今天，我們年輕一代依然能講一堆種族和諧的故事。叔叔阿姨有馬來和印度朋友，我們也有馬來和印度朋友，很多馬來人也不介意我們在旁邊吃燒豬肉飯。不管什麼時代都有保守的人、開放的人的偏激的人，看你遇到誰而已。

不過，我承認我們在退步。我們政治上越走越偏，一些政客已經不在乎非土著選民的立場，把我們當成政治議題的代罪羔羊。如果好像Stevie Chan講的，那些年種族之間的猜疑主要停留在草根，那今天它成了國家體制的一部分。

這都是真的，這很讓人擔心。我們需要反抗種族政治。但大家不要把過去想得太單純美好，把今天的全部都歸咎於政治，以為改朝換代就可以回到美好的那些年。在改善政治環境的同時，我們需要正視族群之間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缺少交流，不然再努力都是都治標不治本。

每天有8億500萬人在餓肚子。但我們浪費了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食物。

農曆新年前不久，《國家地理》雜誌在Instagram放一張照片，顯示工人處理年柑。配文說：不完美的通通丟掉。「不完美」是說賣相不好，這些柑可以吃，味道也沒差，只是皮上有斑點、色澤不美，或形狀不夠圓。

農曆新年是容易浪費食物的季節。我看報紙說，華人宴席的10道菜當中，就有百分之三十成了剩食，相等於3道菜進了垃圾桶。我們可以互相祝賀財富「年年有餘」，但浪費食物的文化是應該改了。

同一則報道說，吉隆坡人每天浪費3千噸的食物。我去過PJ某麻麻檔，食物大份又便宜，但很多食客吃了一半就拍拍屁股走人，一個人的殘餚餵得飽兩個人。每次去麥當勞，看到無人的桌子上一堆吃剩的薯條和漢堡包。有時流浪漢會收集吃剩的快餐，但大部份時候，服務員會很快地清理桌子，並把這些食物統統丟掉。

這是富裕得讓人無感的年代。我們不只在外面這樣。冰箱是為了不要浪費多餘的食材，可是多虧這個發明，我們常買太多菜「以防萬一」，結果在冰箱裡放到不能再吃。《國家地理》說，人們浪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糧食熱量和一半的糧食總重量。這些浪費發生在家庭、餐廳或超市，有些糧食則是還沒流出市場就已經損壞或丟掉。

我們不只浪費食物。一家慈善機構的民調顯示，大部分英國婦女買了衣服後，穿不到七次就丟掉或冷藏起來。就算在大馬，禮服和婚紗一般買了只穿一次。美國人平均一年買七雙鞋子。

其實今天的衣服和食物很便宜，便宜得不合理。我們要買房子供車，要打油，要買一堆不重要的東西，所以覺得辛苦。但在資本主義還不發達的時代，人們的錢幾乎都用來買糧食，今天很多貧窮地區也還是那樣。

（便宜並非指表面上的價錢。以前一塊錢可以買到的東西現在十塊錢都未必買到。但現在人們賺更多錢。就算貨幣貶值、物價上漲，整體上我們的購買能力還是有增無減。）

因為工業、科技發展和全球化，商家把成本壓得很低。我們今天不談血汗工廠好壞，但大規模生產的廉價產品沒有解決大多人的衣食住行。我們生產了一堆便宜貨，反而教會中產階級「用了就丟」。為了滿足浪費的我們，工廠又生產了更多便宜貨。消費能製造工作機會，經濟增長惠及每個階層的人，但地球資源有限，我們還能有效率一些。

現在市面上很多廉價衣服。因為便宜，我們買衣服時就不多想了，不知不覺就買了一堆。如果一件衣服幾百塊，人們掏腰包前都會三思而後行，只買喜歡的衣服。這不是說我們不該生產便宜的衣服——為了窮人都好——也不是說我們只該買昂貴的東西。但我們需要調整心態。如果有能力，可以儘量選品質好和不易過時的東西。我們買東西前也該預先計畫，想好好買什麼才出門，只買購物單上的東西，不要逛街看到大減價就隨手買了下來。

我們擔心地球有一天餵不飽日益膨脹的人口。但《國家地理》說，如果每個人能做出一些基本的改變，例如改變飲食結構和減少食物浪費，就有可能讓全球的糧食供給增加一倍以上。這些都是每天可以貫徹的習慣。我們平時可以減少餐點分量、多吃剩菜、只買需要的食物。在外面點單時要先自量，東西吃不完不要留在桌子上，盡可能打包給流浪漢。

回到文章開頭的例子。很多食物被丟掉不是因為不能吃，而是因為不好看。但這些東西不只可以吃，味道上也沒差。日本小說《佐賀的超級阿嬤》中，貧窮但樂觀的阿嬤經常到流經菜市場的河流，打撈因為賣相不佳而丟進河裡的蔬果：「尾端岔開的蘿蔔，切塊煮起來味道一樣；彎曲的小黃瓜切絲用鹽拌過後味道也都相同。」

我們買食物時都會注意的消費期限。但過了消費期限的食物不是壞掉，是「不能保證最好的味道」而已。還沒爛就可以吃，反正現在有冰箱。可是現在是消費者大完的時代，很多明明可以吃的東西（包括放久了的麵包、長得不好看的蔬果）都不得不下架，一來是人們不肯買，二來是人們看到會生氣，覺得「不尊敬消費者」。當人們期待每一顆蘋果都長得一模一樣，完美無瑕，市場自然會努力滿足那樣不合理的標準。

我們要清楚自己具體上需要多少，不管是為了省錢還是減少浪費都好。以衣服而言，我們需要每一次酒宴都穿得不一樣嗎？逛街需要漂漂亮亮嗎？其實別人很少會注意到我們，更不會注意到我們穿什麼衣服。以食物而言，我們應該清楚自己需要吃多少，在感覺到飽以前就應該放下筷子。我們需要習慣分享，如果街上每戶人口都有一台剪草機，那還不是浪費嗎。說到底，世界的很多問題可以從我們調整心態出發。

很多人對民主的理解不過是「人民當老闆」。誰該統治國家？當然是人民。

但這個說法有問題。人民幾時管理過國家？我們對國家機械的大部分操作一無所知，政治上處於被動。生氣時上街或發牢騷，僅此而已。在很多民主國家，金錢而非實力決定了誰有影響力。

「人民當老闆」這口號很好聽。但很多人不想當老闆，只想當消費者。很多大馬人真正想要的，是精明能幹又聽話的政府：政府幫我搞定一切，但如果老子不滿意，政府要聽我的話。

到最後，這樣的制度解決不到什麼。每個人要的不同。在國家大事上，我們不見得比政客聰明。務實、照顧大局的政客不討喜。反而像特朗普（Donald Trump）那樣「說出大部分人心聲」的人會操縱我們的情緒，上位了再說。

同情專制的朋友W覺得：大眾愚蠢、短視，菁英才清楚什麼對人民最好。如果權力不集中，政府造福人民的政策將備受阻擾。何況，我們本來就不想自己做主，只想專心賺錢享樂。

W是對的。群眾短視而自私，容易被恐懼操控。我們討厭政治，想要強而有力的領袖。所以俄羅斯人把普汀當英雄，德國人也曾經投票選出希特勒。我們常常想要一個仁慈的獨裁者，在民主國家也一樣。

所謂民主的悖論是，如果大部分人民想要獨裁者，那獨裁不就合理了嗎？

大家先看看一個簡單的問題。誰該統治國家？

朋友W說：羊群需要英雄領導。孔子說：該由賢君治國。柏拉圖說：哲學家應該當國王。馬克思說：讓無產階級統治。民運人士說：讓權力回到人民手裡。伊斯蘭份子說：真主是唯一的領袖。他們都相信：我要的領袖上了位，就會解決一切問題。

這就是關鍵。很多支持民主的人和極權主義的擁護者犯下同一個錯誤：他們只問「誰來統治國家」。親睹納粹思想崛起的「二十世紀最偉大哲學家之一」波普爾（Karl Popper）在《開放社會與其敵人》中寫道，「該由誰統治」是個偽問題，它讓社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暴君和極權。為了讓理想的統治者掌權並持續掌權，我們最終會親手破壞體制。

波普爾說，更重要和現實的問題是：「要怎樣確保無需流血暴力，就可以讓不好的統治者下台？」

我們不假思索地交出權力，把英雄推上龍椅。但他可能辜負眾人的期待。為了隱瞞承諾的無法實現，為了「老百姓一時不明白的長遠計畫」，他可能把批評者丟進監獄。或許他沒讓人失望，到死都是明君。但死後呢？「誰該統治」的老問題又回來了。為了回答問題，他的繼承人將搬出血統、宗教或軍隊。那時我們不革命，還可以選我們要的答案嗎？

我們常不理智，但英明的領袖也會錯。權力讓聖人瘋狂。獨裁者的失策可能造成災難。以前太多這樣的例子。毛澤東可能相信文革和大躍進正確，犧牲是不得已，批評者是沒遠見的反動份子。民主國家的群眾也不一定對，常把狂人當英雄。但我們感受到政府失策帶來的痛苦，會在情況太糟糕前把狂人拉下台。

在成熟的民主社會，我們未必選得到理想的領袖。但我們可以用選票懲罰失敗的政府。通過權力制衡，人們能把不好的政府趕下台。（波普爾相信，兩黨制好過比例代表制，因為能避免政黨結盟逃避懲罰。）政黨要繼續掌權，就要專心治理國家，交出讓老百姓滿意的成績單。在這樣的體制下，我們不是統治者，而是無情的裁判。

這不是說我們別無責任。政治體系需要大家一起保護。我們要有言論自由，要有權知道真相、擁有知識，才能保持警惕、監督政府。就算政府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我們都不可以放棄自由。如果沒有自由，大家就要爭取到底。不然的話，我們將不知不覺交出把政府趕下台的權力，或對國家的真實情況一無所知。

我們以後或許會設計出更接近理想的制度。或許，新制度能讓大家選出更好的政府。但那個制度必須有同樣的承諾：如果政府做到不好，我們可以和平地趕它下台！

我認識十分反對自由貿易的人，也認識十分支持自由貿易的人。自由貿易是好是壞？這是一個無休無止的課題。

如果你問自由貿易的支持者，通常，他們第一個論點會是競爭。

他們是對的。自由貿易可以激發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打擊各種保護主義，讓本土企業走出去到海外競爭。像普騰那樣的機構將自生自滅，不進則亡。

競爭能改善產品和服務的品質。作為老百姓，我們將有更多、更便宜的選擇。

另一個對國家的影響是，自由貿易需要透明和有效率的環境。雖然不排除有企業受益於腐敗的制度，但如果要吸引更多企業，就必須顯得清廉。腐敗的環境會嚇跑投資者。在這樣的棒子和蘿蔔之下，不少政府都被迫改革。

從宏觀角度來看，自由貿易促進人們更有效地分配資源。沒有社會能自給自足，嘗試那麼做只會消耗龐大成本。英國沒理由砸錢在自己的土地種油棕。但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專長和資源。有國家提供技術，有國家擁有龐大的勞動人口。有國家適合發展農業。貧困國家可以得到新技術和資本，解決當地問題，照理說也能在更公平的起跑點上競爭。

說到資源，人是最重要的資源。人口自由流動讓人可以選擇他們要的制度，找對的環境發揮才能。各國也可以得到各種人才，填補人力資源漏洞。一些國家會因此流失很多人才，因此面臨著壓力，必須改善環境。

自由貿易也並非沒有壞處。我們通常會想到貿易，但自由貿易會帶來社會成本，例如環境污染和社會不平等。

我上面提及資源分配，但資源分配往往會導致不對等的關係。競爭不一定公平，大家的起跑點不一樣。

例如，富裕國家經常軟硬兼施地推動發展中國家打開市場，以向這些國家銷售產品。這麼做的同時，富裕國家卻依然實行著保護主義（例如歐美依然向農民提供數目不小的津貼）。結果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等失業，反而變得依賴進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因為任何國家都致力於爭取最多的利益。開放市場有極大政治代價。在自由貿易的談判桌上，沒有國家會以平等為目標。因此日本和美國談判TPPA談了這麼久，多次差點沒得簽。

如何一面進入新市場一面保護國家利益，還得看政治領袖的魄力。除了確保國家在對的地方競爭，政府也必須擁有足夠的毅力和籌碼，避免海外企業破壞環境、侵犯勞工權益和壟斷市場。但更多時候，政客比較在乎國內政治，例如以維持種族固打作為簽署協定的條件，結果白白錯失改革機會，得不償失。

上面說到，全球化意味著資源能分配得更有效率。但為了做到「效率」，企業將不顧一切降低成本。政府被迫減少最低薪資，以吸引更多外資。廉價的外國勞工將減少本地員工向僱主爭取薪資和福利的籌碼。僱主將盡可能減少工人的福利。他們將不在乎什麼昂貴的環保措施。我們消費的商品也更加脆弱不耐。

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產品的價格被人為壓低，例如食物和衣服。我們覺得這些東西便宜是理所當然，迷信供應和需求會讓一切得到「最合理」的價格，不想想成本為何這麼低。事實上，當自由貿易缺乏必要的法律監管時，便會出現人權問題。例如，TPPA將讓大馬向新的市場出口油棕和電子零件。這兩個工業一直以來都有剝削甚至虐待員工的情況，加上大馬又有人口販運的問題。為了加入TPPA，大馬承諾在美國監督之下提升勞工標準。然而，為了讓我國加入TPPA而不惜調升大馬人口販賣報告評級的美國政府，是否會在乎大馬是否真的有改革呢？

我不會有太多期待。與其說自由貿易本身有問題，不如說是各方都沒有意願去貫徹必要的制衡機制，讓自貿成為一股惡性破壞的力量。

說到底，自由貿易並非如很多人認為般黑白分明。我認為，我們無法阻止全球化，也無法阻擋日益頻繁的跨國貿易。我們更不應該阻止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死死捍衛舊有的秩序和結構，只能儘量將挑戰化作機，同時提供適當的社會安全網。

但貿易並非一切。我們不能只看到貿易的好處，而無視社會成本，例如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我們迷信經濟增長，幻想百年以後社會儘管比今天不平等十倍，最窮的人至少也比今天的富裕一點點。但地球資源有限，這樣循環下去不見得很有效率，我們沒理由耗盡資源了再尋找出路。

就在我介紹印尼如何反恐後不久，雅加達發生恐怖襲擊。目前有4個無辜者和4個襲擊者死。看來世界真的很危險，我太天真了。

其實，即使在2002年和2005年的巴釐島爆炸案後，印尼一直發生小型武裝襲擊，只是通常針對警察，目標很少是平民。（2009年造成9人死亡的雅加達爆炸案是那以後最嚴重的一次。）這次襲擊似乎也是針對警方，不算新鮮事。但雅加達是防衛森嚴、人口密集的首都，有很大象徵意義。

以前，這種襲擊更常見。巴釐島爆炸案後，恐怖襲擊明顯有減少。2002年，印尼發生43次恐怖襲擊，菲律賓有48次。2007年，菲國有65次恐襲，印尼只有2次。請注意，是2次，不是0次。

是的，直到今天，這種事件在泰南、菲律賓等地方還是家常便飯，只是媒體沒報道。中東每天都發生恐怖襲擊。就在雅加達襲擊的三天前，伊拉克發生連環爆炸案，51人死亡。雅加達襲擊的同一天，土耳其一座警局遭遇炸彈襲擊，6人死亡，39人受傷。一天前，IS在阿富汗的巴基斯坦領事館炸死了7人。

但媒體會報道嗎？很少會。媒體幹嘛要報道每天發生、千篇一律的事情。媒體（包括新聞網站）也不會告訴你，去年平均每天有18名大馬人死於交通意外，每天更多大馬人死於心臟病。身為前新聞從業員，我明白媒體的做法，畢竟版位有限，只能報道突破性的新聞。

反正，這個世界比媒體告訴你的還要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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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個方面來看，雅加達襲擊絕對是失敗了。

襲擊「只」殺死4個無辜者。4條人命也是人命，我們應該譴責任何恐怖活動。但這次襲擊不管怎樣看，都不能和2002年殺死202人的巴釐島爆炸案相提並論。

佐科威政府和印尼人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可圈可點。印尼人很冷靜地回應事情，他們說：kami tidak takut。雅加達市區還是一樣熱鬧。恐怖活動即「企圖引起公眾恐慌的犯罪行動」，雅加達襲擊沒有讓印尼人恐慌，這還不失敗？反而是在馬六甲海峽對岸，很多人提心吊膽，不敢去KLCC和Pavilion。

如果要說印尼反恐無力，別忘了：近年來登上報刊頭條的恐襲中，雅加達恐怖襲擊可能是最失敗的一次，也是印尼建國以來所遭遇多次恐怖襲擊中比較不嚴重的一次。

我很驚訝有民眾將所謂的維護司法等同於「將恐怖份子和一般匪徒相提並論」，認為「執法不嚴」令印尼反恐出現漏洞。事實上，推崇溫和教義、用思想對抗極端主義和在遵守司法程序的情況下「強而有力」地反恐並不互相抵觸，而這正是巴釐島爆炸案後，印尼一直都在做的。

和西方國家等不同，印尼反恐多管齊下。用思想對抗思想的同時，印尼也逮捕了數百名恐怖嫌疑。印尼88反恐部隊出了名善於收集反恐情報。就在雅加達襲擊前，印尼警方挫敗了一場更大規模的襲擊，避免了大量死傷。而且，和很多不敢得罪國內保守勢力的穆斯林領袖不同，印尼總統一直通過電視等平台抨擊極端主義。由此可見，印尼反恐非常全面，和大多國家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必須直話直說：以印尼反恐「不夠強硬」為由建議大馬或其他國家進一步集權，就算無心轉移議題，也絕對是誤會了印尼的反恐態度。

另外，一些民眾認為，印尼容許輿論自由，包括一些比較偏激的聲音，是促成今次恐怖襲擊的原因。

各位讀者請猜猜，到底印尼的IS支持者多，還是大馬比較多？（根據皮尤民調，11%大馬人對IS「印象良好」，印尼人只有4%。去中東打仗的大馬人比例，是印尼的6倍。）大馬有各種箝制輿論的法令，而在沒有言論自由、連天主教教廷都列為非法的中國，昆明恐怖襲擊也比雅加達死傷慘重。

印尼一直都有面臨武裝份子襲擊，但印尼公眾對IS的支持一直沒有增加。這是至今不變的事實。

說到底，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今天全球化已經不可扭轉。恐怖活動無孔不入，是大趨勢的副作用。如果我們以反恐為名限制各種自由，就會抵擋全球化較好的另一面，例如國際貿易帶來的經濟成長，同時社會也面臨體制倒退的危險。

和大馬人不同，印尼人經歷了蘇哈托的恐怖統治，包括排華暴亂。他們寧願冒險也不願意捨棄辛苦爭取到的自由。這種心情，大馬人或美國佬都未必能體會。

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更有效地反恐。事情不會黑白分明，例如在全球化方面，國際企業肯定歡迎適度反恐帶來的保障。反恐難免和民眾自由有拉鋸，我們要找到平衡點。但這涉及很多拿捏衡量，授予當局近乎無限的權力不是萬靈丹。

你可以說國安法給政府一些方便反恐的權力，例如隨意逮捕。可是，國安法缺乏約束和制衡機制。例如，國安會無法被起訴，首相一人能決定一切。反恐需要那樣嗎？我不知道，只能說是見仁見智。幸好《星洲日報》為大家提供了辯論的公共平臺，尊重並容得下各種立場。多少集權才夠有效反恐？我們具體上需要什麼樣的法令？我樂於在此受教。

我們常將身邊的科技視為理所當然。

例如，我每天用手中這台iPhone找資料或和外國朋友聊天。我們生病吃藥、開車上班，晚上回家看電視，扭開水龍頭有乾淨的水。這是很日常的東西，但在古人眼中，這一切很神奇。

我有時去博物館，看到舊石器時代的工具，覺得不可思議。那時人們手工粗劣，他們的刀子、矛頭和路邊碎石差不多一樣。你看過黑猩猩嗎？它們也會用石頭做那樣的工具。

自從人類260萬年前開始使用石器，老祖宗一直用這麼簡陋的東西，直到180萬年前才發明斧頭、35萬年前發明了針、2萬年前開始用陶器。（古代資訊不發達，部落之間很少和平交流，這些東西可能獨立發明了很多次。）商朝、古埃及和巴比倫等「古老」文明都是近6千年內才出現。文明時代只占人類史五百分之一。那之前，科技發展差不多是零。

如果人類沒發明刀子和斧頭，我們不會在這裡。但自從有了文明，特別是十三世紀後，人類科技呈爆炸性發展。今天，我們每年有新款iPhone，新功能古人可能十萬年都做不出來。畢竟，人類花了80萬年才發明出斧頭。

所以，我在博物館看古人用的東西，再看看手中的iPhone，覺得跟石器時代的人相比，我們太先進了。他們是動物，我們幾乎是神，是外星文明。

但我們真的不一樣嗎？

如果我自己一人困在荒島，沒有手機和互聯網，我必須自己動手做斧頭、矛頭和刀子，用來種菜、搭帳篷和打獵。我肯定，我用石頭敲出來的東西，連石器時代那些難看的石塊都比不上。

原始人懂得打獵捕魚、在森林認路、用石塊生火和製造工具。他天天和猛獸打交道，身材雄壯。相比之下，我手無博雞之力、沒有GPS包迷路、連跑步都嫌累，還有小肚腩，在荒島上很快餓死。

一個現代人不比一個原始人優秀，我就是最好（或最惡劣）的證據。那為什麼今天科技發展得這麼快？

因為和原始部落相比，現代社會更複雜、多元和包容，讓人更緊密、更有機和不分彼此地分工合作，只要有錢。

今天一個人做得出一台iPhone嗎？我不能，你不能。工人不能，庫克不能，賈伯斯也不能。iPhone不是一個人做出來的。為了生產零件，蘋果在中國有349家供應廠商、日本有139家、美國60家、韓國32家、大馬21家；設計開發則多在美國完成，單單相機就有800人研發。和現在很多商品一樣，iPhone是跨國合作的結晶。

經濟學家很早就發現了現代工業的奧妙。伦里德（Leonard Read）1958年說，美國一年生產15億支鉛筆，數百萬人參與生產過程，但全球沒人能自己做出一支鉛筆。

所以孟子說：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我們一天的需求靠百種職業去完成。在複雜的社會裡，每個人、每家公司、每個國家都有角色。有國家生產石油，有國家出口電子產品。有人種稻，有人當醫生，有政治人物，有建築工人。有公司生產電燈泡，有工廠做保險套。每個人專心做擅長的事情，才可以改善技術和作業方式，提高產量和產品質素。

貨幣、資訊傳播和成熟的政治體系是這一切的關鍵。我們發明金錢來交換產品、服務和技術，用文字、紙張、打印機、網路和媒體傳播資訊。我們有政府和法律，讓人可以互相信賴，安全地交易和合作。

因為這一切，今天你可以專心研究怎樣改良產品，把它賣到全世界。你這麼做時，有陌生人幫你種菜，有陌生人建房子等你買。陌生人在銀行保管你的錢，陌生人修建從你家到你公司的馬路。你可以去香港玩去獅城工作，不怕當地人把你燒死。你可以開餐廳，不怕人們只吃霸王餐。你可以上網學韓文，也可以寫書分享經驗。你可以努力累積財產，不怕鄰近部落把它搶走。你和街上無數背景不同的人擦肩而過。

我們很少想到，這些都是得來不易的成就。你知道這一切對古人來說多神奇嗎？

社會進步會帶來科技進步。古人互相殺戮和征服，後來發現了貿易的好，而今天全球化和多元社會已是勢不可擋。當我們抵抗全球化、不包容移民、搞種族歧視、拒絕男女平等，我們就錯過了進步的機會。

是的，全球化有複雜陰暗的反面，例如自由貿易帶來無情競爭和血汗工廠（這課題有很多層面，值得另外討論）。全球化也促成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我們需要時間學習包容。但我們已經徹底共生共存，沒人不依賴別人，沒有國家和民族能獨善其身。一個開放自由、互相包容的社會對大家都好。

很多國家禁止男同性戀者捐血，避免愛滋病毒通過血液傳播。

其中美國去年年底放寬禁令，宣布男同志一年內沒性行為就可以捐血。但權益組織投訴說，新規定有進步，卻還是對同性戀者不公平。

M不滿地說：「這些同性戀者太過分了！什麼都投訴說人家歧視，又不考慮下大眾安全。萬一鬧出人命，他們負責任嗎！」

她有道理。就算沒歧視，當局都應該小心。在先進國家，男同性戀者患愛滋的比率確實較高，我反駁不了這點。

但這個禁令絕對不是沒問題。它助長偏見，讓人將愛滋病和同性戀者劃上等號。

現在還有很多保守人士堅信，愛滋病是上帝對同性戀的懲罰。這是一派胡言。異性戀者一樣可以通過性交染上HIV，在發展中國家，HIV主要由異性戀者傳播。HIV也可以通過母親的子宮傳染給胎兒。

既然這樣，為什麼數據顯示在先進國家男同性戀較常感染愛滋病？首先同志圈子較小，如果有人感染愛滋，被傳染到的機率也高。肛交感染HIV的生理風險也比陰道性交大（所以請戴套）。另一個原因是社會排斥，很多同志被迫隱瞞性取向，或無法維持穩定感情，只好摸黑到夜店找炮友。隨著一部分社會變得開放，大多同性戀者選擇和穩定伴侶白頭偕老，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也較低。

但不管什麼原因，數據擺在眼前，M就可以理直氣壯，彷彿「同志人權」和「大眾安全」真的互相違背，「我不是歧視⋯⋯但為了大眾安全」，應該支持歧視同志的規定。這種表面上合情合理的不公平對待，還算是歧視嗎？

我最近讀到一個可以掛在口邊炫耀的字眼：統計性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亦稱理性歧視（rational discrimination）。

假設你是女人，半夜一個人在路上，突然發現背後有個陌生男人。你秀出防狼器，亮出手機撥打999或拔腿就跑。你身邊很多好男人，其中幾個對女人沒興趣。你沒歧視男性、覺得「男人都是潛在的強姦犯」。但那一瞬間你不會主動認識那個陌生人，再判斷他是紳士還是大野狼。

統計性歧視的道理一樣。

1972年提出這個概念的美國學者菲爾普斯說，統計性歧視是因為信息不完全，和獲取信息需要成本。例如一家公司聘請員工時，會考慮到「很多女人工作幾年會辭職照顧小孩」等群體特征，並預先假設女應聘者應該也會那樣。

當然，很多女性並不會那樣。在理想世界，雇主會花時間認識每一位面試者。他會發現，女應聘者A以事業為重，不想生孩子。男應聘者B打算兩年後辭職當奶爸。但現實世界裡，雇主沒那麼多時間金錢和精力。他感情上不歧視女性，如果知道女應聘者A能力較強，並打算長期工作，他會果斷聘請A。但他不知那麼多，選擇了B。

看清楚了，這就是阻止女人事業發展的玻璃天花板。

雇主希望雇佣生產率最高的員工，這合情合理。為了避免愛滋病蔓延而禁止男同志捐血，好像也情有可原。但人常利用數據等片面真相來粉飾偏見，這很危險。我們要認識統計性歧視，承認那是一種系統性問題。它會導致不好的循環，對一些社群造成很大傷害。

例如，如果數據顯示黑人較常犯罪，影響雇主聘請決定，會讓黑人更難找到正當工作。失業造成更多犯罪，這對大家都沒好處；犯罪又進一步影響數據。

又例如，數據顯示男同性戀者感染愛滋病比率較高，加深社會歧視。結果同性戀者害怕社會眼光，不敢到醫院檢測，任由愛滋病在粉紅圈子裡蔓延。

美國警察常用「種族歸納」手段，如在安全檢查時傾向於搜索黑人和中東人，或在黑人區巡邏。這樣做讓人反感，但警方說，種族歸納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常用手法。我不知警察是否出自內心地歧視黑人，但因為貧窮，黑人犯罪率確實比較高。

說到底，種族歸納是為了效率。警察檢查不到每一個人。但越是針對特定種族，就越有機會查到該種族的人與犯罪事件有關，反而讓執法人員對其他人喪失戒心。這就像住宅區jaga只注意衣衫破舊的人，不對開寶馬的小偷起疑心。和出於仇恨的歧視一樣，表面上理性的歧視也會造成悲劇。因為種族歸納，美國警察暴力對待黑人、一再誤殺無辜者。治安很重要，但種族歸納嚴重干擾民生、促成警察暴力，令大眾不信任警察。唉，不值得啊。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怎樣減少統計性歧視？

同性戀捐血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南非和義大利的做法，靠個別評估來判定捐血者的風險。血庫會透過詢問性伴侶人數、性交方式等問題來評估風險，而非針對性取向。這符合經濟學者兼作者查爾斯．惠倫的說法，即提供更多關鍵信息是解決歧視的有效方法。

如果世界更加平等，顯示某個民族更常犯罪之類的數據也會消失。當世界越來越多元，女人不一定在家照顧孩子、男人未必在外面打拼、黑人當美國總統，統計性歧視就開始失去效率，甚至成為絆腳石。

至於我們能怎樣做？我們有時被迫在信息不足時做決定。如果陌生人跟蹤你，你最好馬上報警。但通常，我們可以花多一點時間精力去尋找資料、認識對方，提醒自己萬事總有例外、每個人都獨一無二，不要一知半解就莽下結論。

很久很久以前，在遙遠的銀河系，共和國最高議長白卜庭（Palpatine）獲得緊急處分權，以打擊分裂分子為名義，引發了複製人戰爭。

戰爭讓億萬生靈塗炭，在共和國民眾支持下，白卜庭以安全爲名修改銀河系憲法，把參議院大部分權力轉移到議長辦公室。他指控絕地武士團叛國，把他們殺光，消除了最後阻礙。然後他順利稱帝，終結了銀河共和國。

納布星球女王兼參議員帕德梅（Padmé）哀嘆：「在雷鳴般的掌聲中，自由就這樣消亡了。」

《星球大戰》純屬虛構，但這情況歷史上不少見。導演盧卡斯說：「民主社會都會轉向獨裁，但不是因為政變。人們會親手把民主交到獨裁者手裡。」

凱撒、拿破崙和希特勒是那樣上位，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也是那樣。獨裁者在「非常時刻」被賦予權力，以對抗（經常是自己導演的）危機，最終透過合法民主程序奪權。例如德國1933年發生國會縱火案後，希特勒強行通過《授權法》，大部分政黨投贊成票。《授權法》通過後，希特勒立即取締所有非納粹黨派，建立了獨裁政權。

獨裁無法帶來和平，它是一種不斷給自己製造敵人的惡性循環。如果第一帝國讓銀河系太平了，那《星球大戰》就沒戲看了。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並沒有換來和諧穩定。蘇哈托政治生涯尾聲，還不是一樣發生排華暴亂，為經濟問題尋找代罪羔羊。1972年打著反共旗幟成為獨裁者的馬科斯估計，菲律賓共產黨有1028名武裝成員。1986年人民起義把他推翻，這時候共產黨已經有22500名武裝成員，這些人很多是不滿馬科斯而加入了共產黨。獨裁政治只會帶來更多恐懼。

但如果你依然嚮往仁慈獨裁者，相信中央集權好辦事，那我要恭喜你。

大馬最近往獨裁政治邁進了一步。

我國還沒有爆發複製人戰爭。但IS恐怖組織迅速蔓延，讓全球人類陷入不理智的恐慌，多國趁機推出嚴峻法令協助反恐。本月較早，大馬國防部長希山慕丁宣稱，IS滲入了我國，並策劃綁架大馬三位國家領導人。國防部沒有拿出證據，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政府想說服國人「大馬面對IS威脅」，來給接下來的動作鋪路。

什麼動作？為了打擊恐怖主義，首相納吉在國會下議院強行通過《國家安全理事會法案》（國安法），大幅擴大國家安全理事會（國安會）權力，包括宣佈某地區為保安區、派遣部隊入駐和實施宵禁的權力。

這有什麼特別，大馬政府經常通過惡法，例如《國家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SOSMA）。我們司空見慣了，而且為了反恐，有什麼不可？

但國安法不同，它有能力改寫我國政治結局。

馬大法律系副教授阿茲米說，國安法將會賦予首相近乎無邊的權力，值得擔憂。反對者擔心，一旦巫統在第十四屆大選落敗，納吉可能祭出國安會，宣布在野黨獲勝地區（甚至全國）為保安區，以軍法統治取代文官政府，拒絕交出權力。

政治學者黃進發則警告，國安會權力之大、覆蓋之廣遠勝SOSMA和內安法令，只有1969年緊急狀態下設立的「國家行動理事會」可以媲美。一旦落實，國安會等於篡奪了內閣主管國家安全的權力。到時候，安全事務不再由民選政府掌管，改由首相主持的小圈子控制。

我不知道納吉為何要推出國安法。但我相信反恐不需要國安法。例如，作為伊斯蘭祈禱團等跨國恐怖組織的基地，印尼沒有以反恐之名還原惡法，而選擇運用現有法律和司法程序。巴釐島爆炸案後，印尼成為全球反恐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如果印尼不需要惡法，那已有各種惡法的大馬也不需要國安法。

別忘了，國安法文件中提及的適用範圍包括「社會、政治穩定」。我們今年才平安舉行了淨選盟集會。但下次會不會成為國安會發動政變的藉口？未必，政府可能原則上不會那麼做，國安法或許真是為了反恐。但我們不能排除那種可能。這難道不值得擔心？

然而在大件事面前，大馬人卻沒有驚慌。每天打開報紙，盡是政客煽情空洞的言論。人們擔心遠在海外的IS恐怖襲擊，以及「劉蝶廣場2」是否讓某些人士丟臉，多過我們未來的柴米油鹽是否有個保障。我們都麻木了，分不清大事和小事。在雷鳴般的死寂中，自由就這樣消亡了！

現在是美國選戰，很多白人討厭奧巴馬，覺得美國每況愈下。為了讓美國再次強大，保守派紛紛投票給特朗普。為了讓美國再次平等，很多年輕人則支持桑德斯。美國人看來都很不滿主流政治。

但民調一致顯示，黑人、拉美裔等少數群體看法很不一樣。他們覺得美國現在比以前好，而且相信會越來越好。他們多數支持希拉裡，相信她能延續奧巴馬政府的執政方針。相比之下，少數族群對桑德斯反應冷淡，並非常憎恨特朗普。

好玩的是，現在是白人不滿政府，是白人覺得美國不再強大。當黑人和拉美裔生活終於有了點起色，過去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突然發覺，自己社會地位大不如前了。於是，他們把一切都怪罪在一個政績其實很好的黑人總統上。

這讓我想到鄰國泰國。以前塔辛政府奉行民粹政策，讓東北部農民過上好日子。民粹政治不可持久，但民粹只是疾病症狀。人口龐大的弱勢群體一直被排擠在體制外。當塔辛用實際行動幫這些人脫離貧困，他的政黨自然和農民有了共生關係，從此在大選中百戰百勝。

於是，曼谷中產階級不滿鄉下人得勢，一再示威，最後更不惜借助軍方政變根除塔辛的政治影響力。他們自私地以為，只要剝奪鄉下人的政治權力，一切問題都會消失。這真是悲劇，也為泰國政治埋下了計時炸彈。

以上只是兩個顯眼例子。在很多國家，城市人和鄉下人、中產階級和勞動階級利益和理念上都有衝突，但雙方都以為自己的立場可以代表人民。

烏克蘭是這樣裂開，先撇開美俄角力，西部和東部的人對國家期望都很不一樣。如果你和中國「右」派學者聊，她會抱怨當局封鎖新聞、不尊重人權。你問一個民工，他可能會告訴你中國的黑暗面。他未必清楚社會需要什麼改革，可能相信薄熙來那樣的民粹政客。

但如果你問來自農村的暴發戶，他當然會對前景樂觀，毫不猶疑地為中南海的政策背書。他是市場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但也會想維持現狀，反對民主改革。

大馬也何嘗不是這樣？
 在我國市區，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自由派覺得國家每況愈下，我們陷入不安和悲觀，無法自拔。但鄉區馬來人對這個國家有什麼感受？

上面泰國的例子裡，曼谷中產階級說，塔辛╱英叻政權在鄉下買票，誘使「未受教育」的鄉下人支持他們的政黨。他們說鄉下人不懂民主、不懂輕重，只有城市「受教育」的中產階級真正懂得並關心國家未來。言下之意是，窮人不該有投票權利，因為這些蠢蛋牴觸了中產階級的利益。

這種論述在大馬也很流行。我們常說，鄉區馬來人是因為無知才支持國陣。如果他們多上網、讀讀《馬來前鋒報》以外的新聞，自然也會站在我們這邊。於是，只有覺醒的我們站在正義一方。還沒睡醒的人，他們知道什麼？

但法依沙（Dr Faisal Hazis）等政治學者說，鄉下馬來人並非對1MDB等醜聞一無所知。他們只是覺得，反對黨沒有拿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他們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想維持現狀。

我們必須明白，城市人覺得日子越來越辛苦，但很多鄉下馬來人確實覺得日子在變好。這一部分是因為種族保護主義，一部分是因為政府派糖果。我們反對這些政策，鄉下人卻很支持。對他們來說，新經濟政策有什麼不好？讓我孩子讀上大學的政府有什麼不好？巫統畢竟是來自草根，比全部政黨懂鄉下人。我們上街示威時，巫統在專心討好鄉區馬來人。結果，城市發生什麼都成了過眼煙雲。

何況，就算國陣政府做很少東西都好，鄉區還是會有各種發展，會有新道路和橋樑，會有人生活變好。這未必是因為政府努力，荒地自然會長草。但只要有一點點發展，都成了政府有做事的證據。政府有建新回教堂，村子附近開了一排店屋。人們對伊斯蘭越來越虔誠。在他們眼裡，這些都是好事。

我相信政府在破壞體制，殃及國家前途。我也知道政策傷害了很多大馬人，特別是城市人和少數群體。但這只是我的想法，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我們別忘了，持久不衰的體制都有眾多得益者，否則它就倒了。我們必須讓既得利益者和我們站在一起。

我支持改變。但要改變成功，就不該在自己的圈子裡自講自爽。大家要有共同目標，包括要保留什麼？剷除什麼？用什麼取代？如果鄉下馬來選民覺得伊斯蘭黨是巫統以外的唯一選擇，華人會同意嗎？如果大家奮鬥目標都不一樣，利益互不兼容，我們要怎樣變天？這些問題不能沒有答案。

我怕隕石擊中我的頭，不敢出門。

隕石多可怕？天文學家哈里斯（Alan Harris）推算，人們死於隕石和恐怖襲擊的機率一樣大，也就是每80,000人中，恐怖份子和隕石會各自拿走一個人的生命。

所以，我提議政府建一個覆蓋全馬的穹頂，讓我安心出門。就算大馬沒有太陽，農夫種不到米，都無所謂。人民平安最重要。

對了，每年閃電殺死24000人，比IS恐怖組織危險很多，上面的好主意絕對是一箭雙鵰。我和大家一樣喜歡曬太陽，也承認農業很重要，但大家該理智，太天真會害死人。你反對？那如果你被閃電打中，活該。世界比你想像中危險。

比起隕石，我更怕開車。我國衛生部副部長拿督斯里希爾米說，每一萬個大馬人就有大約24人死於交通意外。也就是每四百多人就有一人死於車禍。今年一共有8000多名大馬人死在馬路上。相比之下，在空難成為新聞頭條的2014年，全球有761人死於空難，每四百多萬趟航班中有一架飛機失事，可見開車比坐飛機還要危險很多倍。

馬路如虎口，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見得安全。我建議大馬政府規定雇主在工作地點為員工和他們的家人提供住宿和雜貨店，讓人們盡量少開車和過馬路。

但就算我完全不出門，死神也會找上門來。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全球61.8％人死於心臟病。只有2.3%死於交通意外，0.9%死於暴力，0.6%死於戰爭。不出門身體反而會壞掉，死亡的機率飆升呢。

何況，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指出，美國人在家裡被電視機或傢俱壓死的機率和遭恐怖份子殺死的機率一樣大。這樣子，我都不敢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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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數據的部份，我當然是開玩笑的。

這個世界很大，全球有73億人口，媒體每天都能找到很多血腥新聞。我們不能否認這些事情的發生，也該拒絕犯罪行為、戰爭、恐怖主義等一切形式的暴力。但資訊發達讓人以為這些事情很常見。

人們特別容易關注和牢記暴力或離奇的事件，反而不在乎尋常的事件，如某個老人在家裡死於心臟病。因此媒體通常會大肆報導那些醒目煽情的消息（如空難、槍擊案），這些新聞也比較容易在大眾心中留下印象。我們喜歡看恐怖襲擊的新聞，因為它離我們的生活夠遠，讓我們以旁觀者身分去痛罵那些「極端」的人，無須負責任或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殊不知平庸之惡才最可怕。

這種民眾的頻率錯覺會直接決定國家政策。一旦發生恐怖襲擊，政府往往推出各種法令，限制民眾自由、鞏固執政者權力，以增加反恐效率。例如我國今年推出反恐新法案，賦予執法當局未審先扣的權力。我們有理由關注當局會如何使用這些權力，避免當局乘機限制言論自由、打壓監督或反抗當權者的人士，而不是聽到「反恐」兩字就毫不思索地為當局背書。

但恐怖襲擊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總能激發人們醜陋的一面。例如911恐怖襲擊後，美國人民支持政府派士兵和無人機到海外「執行反恐任務」和攻打中東國家。

在這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面前，你也許會說，恐怖襲擊或許沒有心臟病和交通意外那麼常發生，但一個願意花人民血汗錢去打擊恐怖主義、阻止「外來者」湧入和保護人民的政府，總好過沒有那麼做，值得支持。

可是，這個世界上有各種風險，任何防範措施都有代價。我們必須衡量風險和代價哪一個比較大。例如，開車比恐怖份子危險很多倍，政府應不應該禁止人民開車？如果你覺得「不」，那你很理智：開車的益處明顯大過風險，風險小過禁車的代價。我們小心開車就好。

我們能不在乎自由與人權，但我們的決定關係到很多人的生命。無數難民因人們不理智的恐懼而被拒於門外，最終默默死亡。各國政府以反恐為名殺死了很多沒有名字的人，包括壞人和好人，卻不需要為此負上責任。而我們沒有因此而安全了多少。

更要命的是，我們經常把焦點放在那些煽情的新聞上，無視真正需要我們關注的，例如人為污染導致全球氣候轉變。如果大家不馬上改變生活方式，那我們將葬送全人類的未來，絕對不只死幾百個人。然而，在表面上無可避免的大趨勢面前，我們卻完全沒有震驚和憤怒，只有逃避現實。大家自以為時間很多，船到橋頭自然直——但我們今天就可以炸死那些可惡的恐怖份子。報紙會報道美國幾百人死的槍擊案，或某少年砍死他的婆婆，不會提醒你過去一年海平線又起了多少。所謂溫水煮青蛙，就是這麼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