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another rakyat

我的女性朋友都不敢去印度旅行，擔心那裡路人皆知的強姦問題。

但你可能不知道，在強姦率最高的國家排行榜上，印度十名都不到。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的《國際犯罪與公正數據報告（2010）》，印度是世界上（警方報告的）強姦案案發率最低國家之一。

是的，你沒讀錯。我們常聽說印度駭人聽聞的強姦案，但跟大部分國家比，印度的強姦問題還不算嚴重。是印度的媒體自由和民眾覺醒，讓我們特別注意到它的問題。

《瘋狂的德里》作者普拉格解釋道：「德里輪姦案後，印度媒體幾乎報道了國內每一起強姦案，並對全世界強調這些案件。」這類強姦案在很多國家只是小案，根本上不了報紙。看來和不少民主國家的媒體一樣，印度媒體不知家醜不可外揚。而印度民眾（特別是女性）更是紛紛上街示威，管他讓政府很沒有面子，讓中國官方再次有機會宣傳「民主國家很亂、人民很不滿」。

於是中國官方喉舌《環球時報》說：印度的民主制度無法保護婦女，是強姦案頻發的根源。一名中國網民留言：「民主的印度比專制的中國，一個婦女在水深火熱之中，一個婦女超過『半邊天』」，似乎很多中國人都這麼相信。

但根據聯合國數據，印度2006年每10萬人中僅報告強姦案1.7宗，而中國官方數據（2007年）顯示，該國10萬人案發率為2.46宗，此後官方未再公布數據。這國際上不算高，但也不見得低於印度。而且，根據聯合國2013年民調，22.2%中國男性受訪者承認曾強迫婦女發生性行為，但其中72.4%並沒有因此受罰。52％男性承認暴力對待妻子。好一個婦女超過半邊天，中國人強姦妻子甚至不算犯罪。看來《環球時報》上述說法和該報有史以來每一篇文章一樣，都是一派胡言。

印度人覺醒了，上街示威了，中國男人還以為自家的女同胞很幸福呢！你看，這就是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的差別。

這不是說強姦在印度不是問題。2011當年，該國報警的強姦案有2萬4000起。我們要想到印度有十三億人口，但這數目依然讓人生氣，需要印度政府和人民去解決。而且，相信大部分強姦案例沒有記錄在案，很多受害者選擇忍氣吞聲，施暴者逍遙法外。這情況很多國家都有，而在男尊女卑的亞洲社會特別嚴重。

路還很長。印度人民是在近年媒體開始大肆報道強姦案（特別是新德里巴士輪姦案）後，才醒覺並上街示威。很諷刺地，國際社會也是這時才「發現」到印度的強姦問題。在國內外群眾施壓包括全國性示威之下，印度政府終於通過了一系列打擊性犯罪的法律。

對於印度人的憤怒，中國網絡紅人李開復一針見血地說：制度允許公民走上街頭，暴露瘡疤，讓政府不得不正視。如果把瘡疤牢牢地貼起來，反而會化膿發炎，想正視都來不及了。

印度人的憤怒迫使當局採取了一些行動，往對的方向前進。

UNODC報告中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全球強姦率最高的國家中，瑞典排名第六。瑞典是典型的北歐民主國家，是男女最平等的地方之一，這當中有什麼玄機？難道性別平等和強姦率有關？

在瑞典，這確實有關係。瑞典強姦案發率遠超印度，因為對強姦的定義不同。比如，「婚內強姦」在瑞典佔據了強姦案的很大一部分，而在其他國家被視為性騷擾的行為，在瑞典也屬於強姦。手指沾精液插入下體在瑞典絕對符合強姦定義。

而且，根據瑞典法律，只要報案，不管成不成案都必須登錄。報案是幹一次算一案，曾有婦女報案說過去2年被丈夫強迫發生性關係，每週兩次，就得登記200多案。看該國這麼積極鼓勵民眾報案，而非像中國等專制國家積極阻擾受害者採取法律行動，把不光彩的都掃到床底，你就知道瑞典強姦率高是怎麼一回事了。

好玩的是，一個信息發達的國家表面上往往會更糟糕，民眾對社會和政府的觀感也更差。而資訊自由是民主的靈魂。正是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知道更多、更加不滿，這些國家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

在大馬，政府企圖控制媒體，但無法像中國那樣管制互聯網。網上有新聞自由，有很多生氣的大馬人。人們只相信壞消息，凡是好消息，人們都寧可相信是政府派人收買那些獨立機關。

這種態度讓我們消極，變得愛推卸責任、不願審視和改變自己。但和一些獨裁國家民眾出於無知的自滿相比，如果只能二選一，或許大家繼續負面下去更好。正是人們開始關注了各種問題後，才發現大馬很糟糕，然後推動社會進步。

但進步是漸進而無形的，我們很難察覺到，即使它影響到生活，大家也覺得理所當然。壞消息則天天都有。在和平的社會，連最小的罪案都有新聞價值。你幾時聽過伊拉克有謀殺案強姦案？連每天發生的爆炸案，都未必有機會登上報紙，因為太常見了。反而在更和平的社會，人們特別容易注意到壞事，例如官員的愚蠢言論。

今天，不少大馬華人厭煩了民主政治，以為中國、新加坡那樣的國家穩定、安全和有效率，不少馬來人則嚮往伊斯蘭神權國，好像大馬有什麼輸給了沙地。這很可悲：信息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優點之一，卻有些民眾心智趕不上資訊時代，起了開倒車的念頭。《黑客帝國》中，塞佛（Cypher）後悔選擇了代表覺醒的紅藥丸，因為現實沒有他想像中美好。而服下了紅藥丸的我們，不管看到大馬情況再糟糕，也好過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偏偏還是很多人想回到粉飾太平的專制政權下。我們真是活在福中不知福。

相比現代民主，一些人更喜歡活在獨裁之下。

當然，沒有人喜歡生活在朝鮮。他們是想活在「仁慈獨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的統治下。問他們有什麼例子，有人會說李世民或康熙乾隆，另一些會說李光耀和習近平。有些還會說林冠英。

何謂仁慈的獨裁者？

朋友W大學時活躍於課外活動，在國立大學成立華樂團，籌辦不少大規模活動。他一心想讓打造一個每個人都能開心的學會，卻因執委之間的權力互相制衡而無法充分發揮能力。因為這段經歷，他對民主政治非常反感，認為領袖必須強而有力，而非處處妥協，才能惠及他的支持者。

當然，權鬥問題無關民主不民主（君不見中國政治鬥爭比宮廷劇精彩一百倍），很多時候強人領袖只是寡頭政治的面具。但不難明白為何不少人嚮往強而有力的領袖。這些人覺得，如果沒有絕對的權力，領袖的惠民政策將備受阻擾。不用說，奧巴馬在這些人眼中是可憐的跛腳鴨，民主政治等於什麼都做不到。

如果有個領袖慈愛並很有智慧，而且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凡是為人民好的都能做到，那毫無疑問，他的人民會很幸福。

像李世民那樣完美的領袖只存在於沒有報紙和互聯網的古代。但就算是今天，除了金正恩或卡達菲，各國任何形式的政府領袖多多少少還是在乎人民福祉的。誰不想自己的功績記入史冊，誰想遺臭萬年？我相信沒有哪個領袖一心想做壞人。就算希特勒，他也以為自己是對的，以為讓雅利安人「復興」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獨裁者多數都還是心懷好意的，但通往地獄之路，率皆由諸多善意鋪成，文革就是一個領袖權力過大的後果。毛澤東的一番好意導致了災難。

有不少人說，民主或許沒那麼有效率，但因為有權力制衡，至少能避免文革那樣巨大的錯誤。但不得不提，希特勒是個民選領袖。1929年華爾街股災引發大蕭條，經濟低迷之下，厭倦民主政治的德國人開始嚮往一名強而有力的獨裁者。希特勒厭惡民主政治的缺乏效率，於是德國也迅速走向獨裁，結果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歷史。

「民主選出希特勒」這點雖然暴露了民主政治的缺陷，但也同樣帶出了「仁慈獨裁者」的問題：如果獨裁者的政策有違民意（就算那是一番好意），那他在人民眼中是否合理？如果獨裁者是民意的化身，那這個民意是否又會帶來好的結果？人們支持希特勒，因為他承諾消除一切障礙，提供強而有力的領導，就像今天俄羅斯總統普汀所承諾的那樣。一個國家的民意通常都是多元的，如果大部分人嚮往神權國之類的，那少數人是否有能力制衡主流民意？希特勒是否是「仁慈」的獨裁者，他是否應被「少數人」的民意阻止？

與其說希特勒的存在凸顯了民主的缺陷，我認為那應該是一個警惕，警告我們不要為了在我們眼中「仁慈」的獨裁者而選擇放棄民主。

喔對了，說到仁慈的獨裁者，很多人還會提到蘋果公司的已故總裁兼創始人賈伯斯。他是一位聞名的暴君，但將蘋果推向了成功。不少人因此覺得，暴君有時反而更好？

蘋果最著名的產品是iPhone，我手中就有一台，為何我選擇使用它而不是三星之類的安卓手機？原因很簡單：因為它不需要我操心，讓我可以專心做我要做的事情。我身為消費者，只想用它來專心閱讀、聽歌，不是想在乎它是否開放、是否可以換ROM或介面之類的。

這也就是為何人們嚮往獨裁者，甚至像賈伯斯那樣的暴君。如果大馬好像蘋果公司那樣成功，每個人的生活好像使用一台iPhone那樣簡單，那不好嗎？

如朋友W所覺得，如果要搞學會、搞組織，強而有力的領袖確實有優勢。人們不喜歡思考，他們可以的話只想專心賺錢享樂，不想參與政治，就好像中國留學生出席張懸演唱會時大呼：no politics please，我們只想要娛樂。我很了解這種心情，因為我很怕麻煩，喜歡專心生活、用簡單的東西，就好像我前面那台手機。

但一個國家不同，我們也不能用消費者的心態來期待這個國家能為我們做什麼。

國家不是一台iPhone，你不喜歡可以選擇使用三星小米，然後跟iPhone使用者爭論安卓或iOS比較好用。國家不是一家公司，不喜歡可以隨時辭職跳槽。如果明天國家決定成為神權國，我們無處可去，因為我們出生在這裡，這裡是唯一的家。如果反抗，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而那些支持神權國的「大部分人」將不屑一顧：你只是一個擋在主流民意前的障礙物，必須儘快解決掉。

假設今天大馬有一個仁慈的獨裁者，我們叫他阿馬迪好了，少數人很討厭他，但他讓經濟飛速增長，而且打壓異己也沒有影響到你。他大致上還是為了國家好的，因此你支持他。但阿馬迪下台後呢？你是否能指望他的接班人阿布吉依然是仁慈的獨裁者？如果你反對他，但他決定執政到死為止，而且和阿馬迪一樣權力無邊，你能拿他怎樣？

瑞士是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人均財富佔世界首位，根據法律，該國總統只能執政一年，年年換，大部分民眾根本不知道現任總統是誰。這和亞洲人迷信的人治傳統完全相反，凸顯了一個國家的繁盛並不一定依賴強而有力的領袖，靠的是體制強健。

世界隨著國際化日趨複雜，除了朝鮮，各國都無可幸免地成為多元社會。我們無法強迫每一位公民去認同同一套政策，就算那是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君不見iPhone和安卓的用戶爭得不亦樂乎，如果這爭執牽涉到宗教或生活方式，再明智、仁慈的獨裁者都會頭痛吧，要麼選擇用暴力鎮壓其中一方，要麼乾脆為國家邁向民主政治鋪路。

國家無法滿足每一個人。就算在民主社會，少數人一樣被迫向主流民意妥協。但至少我們將努力打造一個擁有言論和抗議自由的環境，讓大部分人不至於對不公平的情況渾然不覺，起碼在作出任何決定時不至於太過自私。這當然意味著犧牲掉一定的效率，但我們換回來的是人性。

以後再補充，寫為何一些人以為專制政府比較有效率。

A說，她不喜歡「科學大完」的態度。人必須謙卑，承認自己並非全能。A是信佛的科學研究員，她的信仰和職業沒有任何衝突。

科學讓不少人狂傲自大，希特勒就是個例子，他憑藉自身對進化論扭曲的詮釋，想讓人類社會恢復叢林法則，這樣「優秀」的民族才能強大起來。如今一些國家想改造人類基因，讓人類更強，人定勝天的心態表露無遺。

但宗教一定就能使人謙卑嗎？

君不見不少人利用宗教控制他人的生活，這相信不少大馬人都有身同感受。一些人更以神之名煽動仇恨或屠殺同類，例如IS極端份子、中世紀的基督教征服者和緬甸佛教僧侶威拉圖。他們把自己想成神的代言人，自以為是宇宙的中心。

說到底，還是要看人本身。

在任何宗教，信徒常自以為懂得神的旨意，以此為藉口做他們愛做的事情。他們認為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理，與信仰不一樣的人劃清界線，自以為是天之驕子。

事實上，不少宗教都要求人們謙卑，更提醒信徒，人對真理的領悟能力有限。

佛教徒說：一切由心而生。

興都教認為，神無形無名，人類所崇拜的各種神的形式，不過是我們的感性認識。

伊斯蘭教亦禁止信徒製造真主的雕像，因為人類無法領悟真主的型態。

基督教則告訴我們，人有自由意識並有權選擇，並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這只是我對各大信仰的膚淺理解，如有誤會，請多多指教。）

如今，就算很多對宗教虔誠的人，都不至於死守教條、從字面上理解信仰。很多基督教徒相信《創世紀》是神用來警世的寓言，並非否定科學。天主教教廷如今宣稱，進化論是在神的旨意下進行。一些過時的教條被過濾或重新詮釋。

宗教彷彿一個畫在地上的箭頭，有人選擇跟著箭頭的方向走，有人死死站在箭頭上，說真理在此。也難怪一份報告宣稱，最成功貫徹伊斯蘭教義的國家都是北歐國家，不是沙地或大馬。我們稱從字面上理解宗教的人為「原教主義份子」，一個和「極端份子」扯上關係的標籤。

另一方面，A指責科學能令人狂傲自大，我個人覺得未必。科學可以讓人體會到自己的渺小和脆弱，宗教也未必做得到這點。

確實，有的無信仰者喜歡攻擊、嘲諷其他人的宗教。其中一些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查理週刊》編輯團隊認為，人應該有權批評（自己或他人的）宗教。我不認為這是好的做法，但他們有理由。他們說，太多人打著宗教的旗幟攻擊甚至屠殺他人了，因為牽涉到宗教，社會往往不敢批評這些人，結果以神為名的暴力像野草那樣拔不完。

並非所有科學家都這樣，很多科學家都能和宗教信仰和平共處。優秀的科學家一直保持謙卑，她的使命之一就是驗證或推翻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她承認很多東西未得到證實，知道所謂科學並非一套放之天下皆準的真理，而是用來幫助人類理解世界的儀器。

當然，宗教中有很多和科學有根本衝突的地方。有的如地球圍繞著太陽轉，儘管今天應該毫無爭議，幾百年前還是被視為有違教義的邪說，無數科學家因此被處死。至今依然有很多人否定進化論。人們至今一直無法接受自己的渺小，就算面對確鑿證據，依然寧願相信自己是天之驕子。

和虔誠的信徒不同，科學家明白愛因斯坦也會犯錯，他們一直努力推翻前輩。這並非因為不尊重，而是為了減少人類對世界的誤解。我個人從科學家身上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管什麼信仰、主義、教條都不能全單照收，都應該由自己來進一步探索思考。面對宗教、哲學是如此，面對科學是如此，面對政治理念亦是如此。

當然，並非每個人都願意用批判態度來接受一切資訊。對很多人而言，也許宗教還是比較有幫助。信仰有其價值，但我們有選擇如何讓自己謙卑的權利。

我個人選擇科學，因為大自然永遠都能讓人感到驚奇，深刻體會到自己的渺小。

宗教經常以人為中心，就算上面有個全能的上帝。我們相信人是天地之子，天堂和地獄都是為人類而打造的。科學卻認為：地球只是宇宙中一顆渺小的塵埃，大自然根本就不在乎我們，人類是孤獨無助的。權力、民族復興夢、神權國等都只是人類自以為是的幻覺，相比之下，人類真的很需要和平共處，因為我們可能因為一時短視而永遠消失。

沒有人比天文學家卡爾·薩根博士（Carl Sagan）說得更清楚。1990年，在他要求下，「航海者1號」太空船從外太空拍攝了一張照片。畫面中可見，地球只是一顆懸浮在太空中的暗淡藍點。1996年，薩根博士提及從這張照片得到的啓示（節選）：

「我們的星球只是宇宙裡一粒孤單的微粒。我們如此不起眼——在這浩瀚之中，我們不會從任何地方得到提示，從我們自己的行為中拯救自身。希望沒有比這張從遠處拍攝我們微小世界的照片更好的示範，去展示人類自大的愚蠢。」

「想想那些因將領和皇帝溢出的血河，他們的榮耀與勝利只為了让他們成為了這一點上一小部分的短暫主宰。我們的裝模作樣，我們的自以為是，我們的錯覺以為自己在宇宙裡的位置有多優越，都被這暗淡的光點所挑戰。」

「對我來說，這強調了我們應該對身邊人們付出更多善意，同時加倍保護和珍惜這暗淡藍點，這是我們目前所知唯一的家。」

（個人非常推薦讀者尋找這段稱為《You Are Here（Pale Blue Dot）》的演講錄音，YouTube上就可以找到。）

宗教也能教會我們很多很多，但我認為宗教和科學最終提供的啟示是一樣的。在巴黎、貝魯特皆遭遇恐怖襲擊、大馬政客在操弄民族和宗教情緒、北京在宣傳民族偉大復興之際，如果我們都能意識到人類的自大和愚蠢，至少會更清楚什麼值得珍惜。

昂山舒姬似乎有望成為緬甸的實際領袖。但緬甸國情複雜，她將遇上挑戰。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隨著時間推移，她的一部份支持者會失望離開。但緬甸人經歷過軍方統治，對他們而言自由很可貴。一些大馬華人厭倦了民主政治，甚至羨慕相對獨裁、「有效率」的國家，相信無法體會緬甸人的心情。沒有失去何來珍惜呢。

不少媒體將舒姬描述成改革者，大家對她期望很大。但因為政治現實，舒姬在改革方面必須謹慎拿捏，太快、太多會引來軍方反擊，太少、太慢會讓民眾失望。軍方在國會中仍掌握25%席位，並控制著國防、內政和邊防等部門。而舒姬領導的全民盟亦並非首次在大選中壓倒性獲勝，但上次的結果是軍政府拒絕交出權力、舒姬遭到軟禁多年。也許因為這段經歷，過去幾年，舒姬並不如活動份子般理想至上，反而顯得像個成熟務實、甚至有點不擇手段的政客。她主動向軍方妥協，討論如何分享權力，以換取推進議程。

在羅興亞課題中，儘管我們不會知道她個人的真正立場，但鑑於多數緬甸人仇恨穆斯林，加上偏激、親軍政府的佛教團體在緬甸影響力極大，她迄今並未針對羅興亞問題做出明確表態。甚至船民問題讓緬甸成為眾矢之的時，她亦安靜得令人心寒，惹來國際社會批評。但舒姬能怎樣？如果她不惜一切發言，全民盟今天不會大勝，不會有機會推動改革，而且可能成為反穆斯林暴力的對象。

何況，舒姬和全民盟在羅興亞課題中一直提防地雷，但這依然無法避免全民盟成為佛教極端組織的箭靶。過去一年半，僧侶威拉圖領導、擁有極大政治影響力的「緬甸種族佛教保護聯合會」一直發言攻擊全民盟，宣稱穆斯林威脅緬甸的安全、文化及傳統，並指全民盟是穆斯林政黨。這都是謊言，但如果全民盟掌權，既有勢力是否會利用族群情緒，引起反穆斯林暴亂？若不幸的發生，舒姬會怎樣應付？這是她面對的一大考驗，也是緬甸在民主路上避不開的陣痛。

另一方面，身為歐美寵兒的舒姬如果當上緬甸領袖，會不會影響緬甸和中國的關係？緬甸是中國鄰國，是中美角力的據點之一，軍政府時遭到西方制裁，成為中國的密切盟友。但中國利用和軍政府的密切關係剝削緬甸人民和掠奪自然資源，令它在許多緬甸人心中極不受歡迎。隨著緬甸軍方開始放權，除了反穆斯林情緒得到釋放，反對中國的聲音也開始影響緬甸政治。吳登盛掌權時，內比都逐漸脫離中國、靠向美國，而急於在亞太擴張影響力的奧巴馬政府亦逐步移除制裁，以作為鼓勵。如果舒姬掌權，肯定將加快緬甸靠攏歐美國家的速度。

就此，緬甸選舉結果初步出爐後，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發布文章警告緬甸不要「倒向美國，毀掉它新獲得的戰略空間和資源」。雖然官媒的論調充斥著焦慮，但我相信，中南海今次依然會選擇接受現實，努力和緬甸新政府打好關係。如《環球時報》所強調，中緬過去幾年從「特殊關係」向「正常關係」轉變，「緬北民地武問題是該國的老大難，中國也沒有以此作為撬動緬甸選擇的工具」。

和俄羅斯普汀政府不同，中國政府可以單憑經濟發展維持政權合理性，沒必要迎合民族主義情緒，讓歐美國家抓住把柄。今年較早，聚居在緬中邊界、多為華人的果敢族反抗軍與政府交戰，中國國內輿論紛紛呼籲中南海出手支持果敢軍，將果敢變成「中國的克里米亞」，牽制日益靠攏美國的老朋友。結果，北京當局不僅沒呼應國內的偏激聲音，屢屢強調中緬關係友好，更通過媒體和網路審查滅火，避免在關鍵時刻將重要盟友推向美國。

外交依然是北京的盲點之一，但中南海似乎有在汲取教訓，開始拉攏緬甸等盟國的反對黨領袖。去年北京邀請曾會晤達賴的舒姬訪問中國，會見習近平等領袖。那之前，舒姬曾公開表達訪中意願，去年更出面為中國參與投資、在國內引起抗議的緬甸萊比塘銅礦專案辯護。舒姬和北京在大選前即已經為延續雙方的「正常關係」做好準備，凸顯了中國已經接受其盟友的國情不會一成不變，亦象徵了舒姬由理想主義者蛻變為務實的政客。

拉攏舒姬的同時，中國也在拉攏緬甸境內強硬派。路透社報道，中國官員在緬甸大選前訪問若開民族黨（ANP）主席，告訴他「想要什麼，隨便說就行」。ANP是若開邦佛教徒組成的政黨，該族群的反穆斯林情緒正在上漲。北京的算盤只有北京知道，我們不能排除中國利用緬甸境內強硬派製造麻煩的可能，但我相信這和中南海最近外交政策上的態度轉變一致。

從個人觀察所得，不少中國網民都關心緬甸大選，甚至開始懷疑為什麼中國不能像緬甸那樣？根據北京當局一直向民眾灌輸的世界觀，緬甸是和中國國情相似、人民一直遭西方制裁壓迫的難兄難弟（而舒姬本人則被妖魔化），然而緬甸人卻堅決選擇了民主之路，多少會影響中國民眾的觀感。北京顯然也知道這點，這幾天，新浪微博等一些中國網站屏蔽了「緬甸」這個敏感字眼。但我相信緬甸接下來幾年將面臨一些挫折，包括族群暴亂，而這是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必然（雖然這一切的種子軍政府時代就已埋下），這無疑將加強中南海那套「民主不適合某些國家」的宣傳。

但從宏觀、長遠的角度來看，正如中國的獨裁政治相信只是過渡期，緬甸在完成轉型後，亦將在終於被暴露出來的多元中找到新社會契約，埋葬族群仇恨。改革是細水長流而非驚天動地的，就算舒姬最終淪為凡人，我們亦有理由對緬甸的前景感到樂觀。

最近和W閒聊時，談到進化論。

生物進化是很有顛覆性的概念。《物種起源》發表迄今，進化論讓無數人以不同眼光看待傳統宗教，同時為科學點亮了一盞燈。

「適者生存」這概念也催生了一些可怕的思想，如納粹和民族主義。一些人在未全面理解進化論的情況下，便詮釋出「一些人比較優等」的想法，釀成屠殺。這無關進化論是否真實，但凸顯了科學不能成為價值觀的唯一基礎。幸好，科學和道德雖然似乎存在於兩個不同的平行線，但不少人都能接受兩者同時存在。

你可以說科學客觀、道德主觀，大自然本無善惡，道德是人類發明的概念。但我必須引述《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所言：客觀事實如何，不代表我們就應該怎樣。人性自私不代表我們應該自私，科學和人類價值觀不一定有衝突。大部分科學家都很有道德，而且是真心想讓世界更好，而非因為教條；我身邊就有信佛的科學研究員。

但純粹為了辯論，這篇文章就僅從科學角度出發，反駁「不正常就該被淘汰」這個概念吧。我並非科學家，僅引用一些廣為人知的常識。

眾所週知，繁延後代是進化的基礎。如果一個生物無法生產，或過早死亡，那它的基因也就不會傳給下一代，在大自然中等於被淘汰掉。就此，W認為人類中同性恋者或自杀者在大自然中屬於反常個案，一些動物会把不健康的幼兒吃掉，人類卻會保護「不正常」的同類，不利於進化。

必須指出，W純粹是帶著好奇心，從科學角度思考事情的另一面（他是個好人），並非覺得道德上應該排斥同性戀者等。但我認為，他的詮釋必須糾正。大自然本來就有很多變異，如果變體剛好對物種延續下去有幫助，就會成為進化的基礎，成為新正常。

朋友W的出發點是，同性戀不會傳宗接代。但從大自然的角度來看，其實需要有一些不傳宗接代的個體，去照顧多餘的孩子，或從事生孩子以外的事情。農業是文明的基礎，因為讓部份人得以從事生產食物以外的工作。以此類推，如果一部份人不生孩子，肯定對品種有益；他們可以專注於事業和改善世界，也可以領養孤兒。

（話說，由無子女負擔的人從政或許是好事。政客貪腐通常因為家人嘛。雖然也有人認為有子女的政客比較有責任心。）

上述觀點是否有根據，還得由科學家去研究爭辯（畢竟這是很容易被政治正確挾持的課題），但至少顯示了大自然中有各種可能。大自然有沒有類似個案？有。除了同性交配在動物間並不罕見以外，君不見螞蟻大部分都是工蟻，無法繁殖？螞蟻不是人類，但大自然比一些人想像中精彩、多元得多。

之前在另一篇文章提到阿根廷蟻橫跨三大陸的超級蟻群，表面上讓人佩服，但單一品種如此大規模，基因上已經少了篩選，存在滅絕的隱患。但我們人類一方面做到規模，一方面從體制和技術上實現了新的進化。阿根廷蟻如果面對環境變化等會無法招架，但人類能通過其它方法去適應，例如體制和價值觀上的改革。

阿根廷蟻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某種安排剛好突破了自然規律的限制。螞蟻本身基因沒變，但因某種安排改變了結果。在人類社會，我們可以用制度來達成同樣效果，超越不變的人性。可以說我們某程度上超越了基因上的進化，制度上的進化將同樣決定人類的命運。和基因進化一樣，多元有利於進步。

多元是進化的基礎，是品種生存的關鍵，大自然沒所謂正不正常。看似有缺陷的變體往往成為品種生存下去或繁榮的基礎，人類就是很好的例子。

人類最大的特點是直立行走，這造成了人類身體兩大變化：大腦增大和骨盆型態改變。由於頭部改由整個身體支撐，使得大腦有機會擴張。直立行走還有其他好處，例如手可以用來從事複雜精確的勞動，這和腦部發達都是人類繁榮的原因。

為何這麼多物種中，獨有人類能往這方面進化呢？因為我們互相合作。

人類是唯一需要同類幫助（他人接生）才能順利分娩的動物。如果人類不是社會動物，就算我們不絕種，也無法繼續發展出發達的大腦。

直立姿勢促使腦量增大和骨盆形態改變，導致人類的生產困難又危險。人類特別容易難產，其他動物胎兒可以從產道中直接滑出，人類的孩子在出生時卻需要蜷縮和轉向。就算在醫療技術先進的今天，每天仍有800名婦女死於妊娠或分娩相關的併發症。

由於人類頭太大，嬰兒在大腦才發展四分之一的時候就必須生出來，因此人類嬰兒出生後在任何方面比其他動物的孩子晚熟。小貓小狗一出生就能行走和自行攝食。相比下人類胎兒出生後完全無助，需要父母和社會照顧很長一段時間。這也意味著社會有必要分工合作，製造有利於養大嬰兒的環境。

人類是個怪胎，按照死板的進化論邏輯，本該被淘汰掉。但我們通過合作突破了進化的死胡同，存在到今天。而正是頭太大這個本來差點令我們絕種的缺陷，導致人類今天繁榮。而和平共處、互相合作、包容不一樣的人，絕對是人類生存下去的關鍵。

這個世界上很多駭人聽聞的新聞，影響我們生活的機率不大。

上陣子加影（離我家不遠！）有虜童案，大家都說，社會越來越不安全了，以後孩子都不敢帶出去。

但社會真的越來越危險嗎？

我媽說，以前小孩子不見，人們會說，喔，該是埋在地基下當人柱了。幾十年前小童不見人們的反應是聳聳肩，今天一個小童被拐就成為全國焦點。

很諷刺地，這正好凸顯了越是和平的時代，人們越會注意到偶發暴力和犯罪事故的怪邏輯。稀有事情更容易上報、上網嘛。

更好的例子包括去年一連串空難，當時人人都覺得坐飛機很危險，但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報告稱，2014年是航空史上比較安全的一年。我拿出有關數據時，朋友包括記者都無法相信，因為媒體給我們的觀感是空難一直發生。但大馬每天都發生上千次交通意外，有大約18人死於車禍，又不見得我準備開車上班時朋友WhatsApp祝我平安到達。

有什麼比開車更危險？大馬人死於癌症的機率是交通意外的2.5倍，死於心臟病的機率是交通意外的2.8倍。至於大馬人死於東非伊波拉疫情，或遇上IS恐怖襲擊的機率，我想接近零吧。

市面上太多新聞平台不顧真相、旨在煽情，如英國小報將難民妖魔化、又宣稱難民危機是害死無辜小童的人間悲劇。不用懷疑，這些媒體想要利用同一件事情同時賺取您的眼淚、憤怒及恐懼，結果您像他們一樣患上人格分裂。

讀這樣的新聞，對我們瞭解這個世界有什麼幫助？沒有。

媒體有義務敦促當局解決各種問題，其中一種方法是鼓勵人們關注這些課題。但人們不會因為關注就採取行動，而且容易遭恐懼同情等情緒左右立場，結果把關注力都投給了聳人聽聞但對社會影響不大的新聞，而忽略了真正需要關注卻非常沉悶、平庸的事物，如全球暖化。

「有血流，領先售」，由於人們喜歡煽情的壞消息，媒體幾乎都報憂不報喜。社會上太多聳人聽聞的壞事（雖然真正的邪惡是平庸的），而真正的進步永遠都非常不起眼，但影響深遠。

例如，我們國家在族群關係上或許面臨一些小困難，巫統主導的馬來右翼頻頻發表極端言論。但紅衫集會並未如一些人擔心般引起種族暴動，反而凸顯了（少數人包括紅衫軍以外）我們的社會日益寬容，這在國際上很難得。今年淨選盟集會和平完成，反映了民眾集會已是新常態的一部分。

我個人非常抗拒中國政府推銷的那一套「正能量」，即每天只報道「感動人心」的事情粉飾太平，宣傳國家多偉大，然後鼓勵人民去仇恨其他民族。但在另一個極端，大馬人陷入了負面情緒，無法自拔。我們一面在咖啡廳埋怨國家無藥可救，一面用智能手機遊覽臉書，與此同時孟加拉外勞一語不發替我們抹桌子。他們漂洋過海來這裡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這並非因為資訊氾濫。這個國家太多事情未水落石出，我們需要知道更多。但我們的消化能力很糟糕，不懂得分辨重要和不重要的消息。媒體不會教我們怎麼做。

讀新聞是一回事，讀懂新聞是另一回事。與其每天守著新聞，連馬華總會長說什麼話這種有等於沒有的「新聞」都要知道，倒不如去瞭解新聞背後的趨勢，以及這些趨勢的前因後果。

我不喜歡大馬媒體的現狀。主流媒體的情況相信大家都清楚，但為了對抗當局管控政治消息而冒起的網絡媒體，雖在政治新聞上帶來了必要的多元，卻亦每天只圍繞著政客的言行打轉，少有精辟分析。不論主流或網絡媒體的評論，都只反覆咀嚼一套大家聽慣了的主流觀點，很少勇於挑戰民眾的保守觀念。

大馬的媒體似乎有種怪心態，即政客不論說什麼都值得報道。大學時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政府處於權勢地位，就算不強加管制，媒體都會自發報道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導致資訊不平衡。而大馬政客如何利用了這個優勢地位，大家都非常清楚。

但就算我不每天、無時無刻關注政客的愚蠢言論，我依然非常清楚哪一個政黨不值得我支持。請給我實質資訊，而非朝野兩派政客的空洞言論。

我不是說我們不該關心重要的政策、趨勢和其它涉及公益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進一步理解這些課題的前因後果，包括如何改善情況，而非被馬華總會長說了什麼話這類無關痛癢的雜音分散了注意力。

我是否要求媒體少一點負面新聞？當然不是。很多我們不知道的，都是當局害怕我們知道的負面新聞。

但媒體有義務篩選，讓讀者從宏觀的角度看待事情，清楚每一條新聞到底有多大影響，而非什麼都用最高分貝去報道，讓人覺得世界好可怕好絕望。我們活在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有時間再寫）。而每天登上報紙的新聞，大多都不重要。

報章是這樣，而互聯網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份報紙至少還會彙整一天中重要的新聞，而在網上，較多人傾向於閱讀、分享煽情的內容，這通常都無法幫助人們客觀理解情況。我們不知從哪裡開始讀起，於是就讀了那些標題最誘人、旨在累積點擊率的文章。

我並非否認我們當下面對的問題，包括政治、經濟和族群關係等方面的困境。大馬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而馬幣下滑確實影響每一個人。但我們並非無藥可救的國家。我們日子就算不輕鬆，也並非敘利亞難民，只要大家齊心協力，完全有條件過上好日子。

要改善國家，不只要看做錯了什麼，也必須看我們做對了什麼。我相信世界經濟論壇指大馬全球競爭力名列前二十名（好過中韓）是有道理的。我也相信大部分人依然能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下相對地和平相處是個成就，並非我們該忽略或視為理所當然的。

可惜，每天轟炸視野的壞消息讓很多人悲觀，樂觀的人往往被標籤為親國陣或不懂民間疾苦，彷彿只有怨天尤人才算清醒。部分人更自哀自憐，每天空等國家賠償。就算不守規矩、給警察貪污等，因為政府爛，就不是自己有錯了。我們撇開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反而失去了積極改善情況的動力。

這國家屬於人民，我們都能並有責任讓國家更好。是的，政府很爛，這個留給大選解決。但我們除了幾年投一次票、一年上一次街以外，平時關注新聞之餘又為社會做了什麼？是否有關心身邊的小販、外勞、殘障人士，是否有撿起路邊垃圾，是否有在馬路上發揮禮讓精神，是否有儘量減少污染環境？

一切改變從自己開始。

螞蟻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之一。它們存在了1.3億年，足跡遍佈於南極以外的機乎每一寸土地。從數量來看，世界自然基金會估計，螞蟻相等於人類的1.43億倍。猿猴、虎鯨和烏鴉在智力方面或許更接近人類，但只有螞蟻有像人類那樣發達的社會。

人類之所以成功並非單單因為聰明，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成熟，我們某方面也越來越像螞蟻。要瞭解人類社會，我們可以從觀察蟻群下手。

眾所週知，螞蟻發展出了井然有序的分工社會，一個蟻穴一般會有一隻或多隻蟻后、負責與蟻后交配的雄蟻，然後還有無數的工蟻和負責保衛蟻穴的兵蟻。為了維持龐大複雜的群體，螞蟻社會有公共衛生系統、基礎設施、商品及服務分配、交通系統等特點。它們善於改造生活環境、開採及利用資源，包括建築蟻穴、種植真菌和飼養蚜蟲（螞蟻先於我們「發明」了農業）。和我們一樣，它們將地盤擴張至新的土地時，經常破壞當地生態，消滅原生的蟻種、昆蟲和小動物。

雙方社會也有黑暗的共同點。只有螞蟻和人類有大規模戰爭，不同蟻群會為了爭奪土地和資源而互相殺戮，而且為了儘量避免戰爭的成本，互相競爭的蟻群間還會展開類似「軍演」的儀式，以判斷對方實力。在螞蟻戰場上，欺詐行為是兵家常事。而某些品種的螞蟻會攻擊其它蟻種的巢穴，將對方俘虜到自己的巢穴，強迫它們服務自己。遭到奴役的螞蟻也並非都毫無反抗，它們經常發起奴隸起義，尋找機會殺死奴隸主的幼蟲。

儘管螞蟻被奉為動物界中的戰爭大師，但它們團結合作的規模往往也是人類望塵莫及的。一些螞蟻能組成類似合眾國式的超級群體，群體內包括幾百個連成網路、互相緊密合作的蟻穴，規模可綿延數千公里。

2009年，日本和西班牙科學家發布報告宣稱，來自歐洲、美國以及日本3個阿根廷蟻超級群體其實是一個「全球超級群體」的組成部分。通常阿根廷蟻遇上來自不同蟻群的同類時會打架，但研究人員發現，生活在3個不同大陸的數十億只阿根廷螞蟻被引見給對方認識時，態度彷彿認識已久的老朋友，並不爆發衝突。

科學家發現，這些螞蟻基因非常相似，散发的信号有大量化学重叠，相信是源自同一個蟻穴，後來隨著人類活動的足跡而散播到全球，並迅速在各地擴張領土。我們可以不完全誇張地說，螞蟻相信是人類以外唯一成功組建全球性「政府」的生物。相比之下，面對各國利益和理念上的衝突，人類的聯合國還顯得有些無力和尷尬呢。

螞蟻是怎麼做到的呢？《在螞蟻王國冒險之旅》作者莫菲特指出，即使是互不相識的螞蟻，也可以一起合作實現群體的利益。一群黑猩猩最多只有上百隻，黑猩猩遇上不認識的同類時，就算不打架，也不大可能尋找共同利益並將其實現。兩群螞蟻相遇時，即使互不相識，只要大家散發同樣的化學信息就是合作夥伴。這意味著，蟻群可以毫無限制地擴張，達成前所未有的規模。這是螞蟻和人類社會的最大共同點。

隨著人類社會越來越成熟發達，我們和螞蟻社會也越來越相似。美國學者弗里德曼說：「我們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或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撲滅我們的火災，陌生人教育我們的孩子，陌生人建築我們的房子⋯⋯我們的生命掌握在陌生人手中。」過去數萬年來，人類從傳統的熟人社會逐步轉型至陌生人社會，這帶來了無限可能，如經濟規模擴大、人員流動性增強、公共服務的社會化程度提高。

螞蟻的合作單位是建立於化學味道上，人類呢？《人類大歷史》作者哈拉瑞有個很有意思的答案：人類成功是因為我們發明了國家、信仰、貨幣、理念等完全虛構的存在，以將其他人團結起來，實現大規模合作。

例如，我今天交出幾塊馬幣或美元，就能向素未謀面的店員達成交易。和國家信仰、資本主義、道德倫理、人權民主和納吉手中的權力一樣，貨幣並非天然定律，是人類發明出來的概念。26億令吉對一隻黑猩猩而言只是一堆廢紙，是人類給這堆廢紙標上了價值，並就此達成共識。

儘管如此，今天我們還沒能實現徹底的陌生人社會。我們彼此之間存在著種族歧視、對移民的不安、對不同理念的互不包容。但我們一直在進步。

一個超級蟻群遇上全球暖化等環境改變時，由於基因不多元，加上社會結構僵硬，只能大規模死去。相比下，當人類社會遇上環境變化，或發展到難以負荷的規模時，隨時可以更換制度，充滿彈性地調整。螞蟻有逾千種，如果阿根廷蟻帝國滅亡，紅火蟻會取而代之。而人類只有一個品種，但我們擁有無數種文化、體制和生活方式。如果人類社會遇上挑戰，我們可以從多元社會中選出最適合大眾的體制和生活方式，然後生存下去。

人類社會比單一基因的蟻群多元得多，因此社會上存在著不同的主張，團結著不一樣的很多群人。如何在日益多元的社會中找到一套充滿彈性和包容性的標準，是人類社會獨有的機遇和挑戰。

這個世界的社會衝突，幾乎都離不開對「平等」的不同詮釋。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待遇不公平。

菁英說：社會無法平等，機會不能讓給沒文化、好吃懶做的愚民。

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成功人士說：我因個人努力而成功，大家機會平等，現狀要維持。

窮人說：我們努力了還不是一樣窮，連上學機會都沒，我們要搞共產革命。

路人甲說：既然無法平等，那倒不如自私自利。壞人總是比好人爽。

民族份子說：什麼平等都是是謊言，叢林法則才是真理。民族強大了我們才有飯吃，才不會被欺負。

種族主義份子說：那些移民後裔搶走了我們的飯碗，這不公平。

在大馬，我們國民大致上還算平等（我知道會有讀者不耐煩地大罵：我們很辛苦，那些官員吃香喝辣——我是說相對而言），但凡是髒、累、險的工作都依賴外勞，而外勞往往過著非人生活，無權無勢、薪水低微。

美國在平等方面做得相對成功，而且歡迎移民。但美國公民能享有平等，有一部分是因為把不平等「出口」到了第三世界。先進國家只是全球不平等的得益者。

而中國國土以內就很不平等。無數二線、三線城市支撐著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的繁榮，不少人從農村前往城市打拚，卻只能在工廠裡為先進國家的人民組裝智能手機，讓紅頂商人可以繼續數美鈔。中國無法讓自己的公民平等，但我們這裡的外勞日子也沒比較好過。

畢竟，一個社會不可能人人都是律師、醫生、建築師或企業家，我們需要建築工人、清潔工和工廠工人，古時這些工作靠奴隸，今天靠薪水低微的勞工。終有一天，機械將取代人類從事這些工作。但科技催生了新問題：那些人人垂涎的崗位不多，也不會劇增，科技卻讓更多人失業。

失業的都是什麼人？他們不一定是好吃懶做或沒上進心的人，往往比李嘉誠勤勞辛苦，卻因家境等因素，連讀書機會都沒有。而富家子弟卻可以讀菁英學校，能接觸更多經驗和貴人。前者飄洋過海當外勞，後者出國發展就是日進斗金的expatriate。

這當然不公平，於是越來越多人將平等掛載嘴邊，但人人要實現的平等都不一樣。

例如很多人認為，左派和弱勢群體傾向於支持「結果平等」，右派和有錢人傾向於支持「機會平等」。在很多人印象中，機會平等就應該廢除一切扶持弱勢群體的政策，結果平等則是好吃懶做的人和「努力上進」的人一起分享財富。

希臘那樣的福利國經常被認為是前者的代表，新加坡那樣用人唯賢的菁英政治體系則被認為是後者的代表。

但這樣的理解並不正確。如果要人人都站在同樣的起跑點（機會平等），就必須讓大家都有機會累積競爭的資本，例如上學機會以及醫療保障。自由派推崇的賦權（empowerment）並非讓弱者享受特殊待遇（entitlement），而是讓大家（包括弱勢群體）站在同一個起跑點奮鬥，這不就是就是菁英主義者口中的機會平等嗎？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平等，往往都成為統治者掩飾不平等的口號。一些政府以族群平等為名，通過保護政策或民粹政策換取特定族群的依賴，另一些則以機會平等為名，致力於推動自由貿易、為富人減稅，結果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任何政府能做到最基本的，是確保法律前人人平等。如果連這都做不到，就別空喊口號了。

但法律不一定公平。法國作家法郎士入木三分地譏諷道：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時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麵包。

而且，徹底的法律上人人平等並不現實，例如根據一般社會法律，只有統治者有權宣布戰爭。國家領袖當然需要某些特權。但如果他犯錯，應該和平民一樣受罰。

話說回來，我們真的想要平等嗎？

身為薪資單薄的打工仔，我當然想社會「更」平等，但如果我是富二代，我當然想用我的錢來生更多錢，變得比每個人富有。可是，叢林法則並不適用於龐大複雜的人類社會。你知道把一萬隻黑猩猩丟進一座城市會怎樣嗎？我們會互相殘殺，不會有文明。

就此，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發明了「無知之幕」這個概念。用中國政治學者劉瑜的話解釋道：當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誰時，才能想清楚甚麼是正義。

經常有人批評民主制度為了照顧少數群體的利益，而阻礙國家整體的發展。我在網絡論壇上看到一位網民的精彩評論：「如果我是賭徒，我就設計一個階級社會，期望能賭自己進入這個幾個模型的最高層。如果你不是賭徒，那你可能設計一個平等的社會。」

好的，你可能是賭徒，願賭服輸。但別忘了，命運並非永遠站在你這邊。一場意外隨時可以徹底改變你的情況，奪走你引以為傲的競爭能力，然後整套制度突然都成了你的敵人。你的金錢和權力不是刻在石頭上的。

徹底的平等無法實現，卻是大家可以更接近的理想。過去奴隸制度很普遍，婦女成為部落鬥爭的戰利品也很正常。今天男女平等、人權法治是新常態，這一切全因為社會價值觀變了。平等必須是社會達成共識，而這共識必須隨著世界越來越平等而一直進步。

津巴布韋明星獅子「塞西爾」被美國牙醫獵殺在西方社會引起公憤，然而在美國留學的Nzou於《紐約時報》撰文道：「這些加入聯署抗議的美國人是否明白，獅子可是會殺人的？」Nzou寫道：「在我長大的村莊，人們不會對某隻獅子產生喜愛，或深情地為牠們冠上綽號。牠們令我們感到恐懼。」

Nzou的回應令我想起兩部紀錄片。《灰熊人》主人公崔德威自以為能跟熊和平共處，13年來在野外跟熊互動，結果有一天遭飢餓的熊咬死。《黑魚》則探討圈養虎鯨殺死訓練員的事故，這些虎鯨被迫接受各種訓練以娛樂人類，而且生活於非自然形成的人工鯨群，社交常不融洽，身心長期受創傷，才出現攻擊人的行為。不理解、尊重動物的習性及一廂情願地將牠們人性化雖能促使大眾關心保育，但往往為雙方帶來更多傷害。

動物有人性嗎？我的看法是 yes and no。很多動物都比人類想像中有靈性，而且感情豐富（如大象、虎鯨的喜怒哀樂和親情比人類還要深厚強烈），但牠們的智慧和情感與人類的不盡相同。另一方面，人類對「人性」的理解和定義非常偏狹、自大。我們總覺得仁慈善良等優點就是人性，凡是有違社會道德觀念的則被歸類為「獸性」。

飼養倉鼠的人都知道，這些在人類眼中外貌可愛的小動物性格出奇殘暴，經常打架和互相殘殺。在糧食不足等情況下，母倉鼠若覺得無能力照顧太多孩子，甚至會把小倉鼠吃掉。這叫人難以接受，因為我們總將討喜的事物想像成人類，而殺死孩子絕對有違我們對「人性」的理解。

然而我們對倉鼠的期待和失望恐怕並不公道。隨便查查維基百科，「殺嬰」這個頁面並非針對倉鼠，主要是針對人類的一種行為。

報紙上經常讀到母親謀殺親身幼兒的新聞，她們若非有病，都會辯稱是迫不得已。再看看中國和印度的農村，那兒女嬰依然經常遭到殺害。對此，我們都會提出各種複雜動機，為「無人性」的可怕行徑尋找理由，然而當動物做出同樣的事情，我們只說是本能驅使，不會去從動物的立場探討原因。

但不管大魚吃小魚、獅子吃人還是倉鼠殺子，在大自然眼中都不分對錯，牠們都只是為了生存。森林和海洋實乃弱肉強食、互相殺戮的競技場，不管我們破壞她保護她，大自然從來都沒義務變得可愛，以討好我們這些自我中心的人類。

如果沒有道德觀念，人類也無法建立高度複雜的社會並走到今天；但在某個層面上，我們和野獸相近得令人吃驚。著名動物行為學家珍·古德多年來在野外觀察黑猩猩的生活，發現牠們不僅和人類一樣感情豐富、善於思考，而且也會為了資源互相欺詐、殺戮。牠們不僅有人類優秀的一面，也展現了「人性」中的醜陋。

當然，今天大家都會譴責殺嬰的狠心行為。但讀一讀祖先的文獻，像郭巨埋兒那樣變態的做法不僅在當時得到社會認可，甚至被視為道德典範。「哈里發國」（IS）的恐怖行徑在幾百年前是社會常態，不信你問問成吉思汗或哥倫布。這顯示不管人的本性多麼黑暗，社會認同的價值觀確實在不斷改進（而且有必要繼續進步），我們也越來越看重公義，這才是人類文明最偉大的成就。

別忘了，我們之所以無需像郭巨等古人那樣做出道德上艱難的取捨，多多少少是因為現代相對和平，不少人無需經歷戰爭飢荒，因此才能像我這活在福中不知福的憤青這樣，對古人的殘暴觀念品頭論足。

那些人和津巴布韋的獅子一樣，只在乎是否能活到第二天。如果郭巨活在今天的大馬，他就無需在母親和兒子的性命之間取捨了。

這正是人們努力建立同理心時常犯的毛病。我們對人性本善深信不疑，總是會將需要幫助的一方認定為善良者，盡量去想他們真善美的一面，並讓這成為幫助他們的理由。當我們出於自身利益不想幫助某個弱勢群體，或急於找出代罪羔羊時，則會誇大他們「無人性」的一面。但值得我們關心的人不一定仁慈善良（正如大自然也並不溫柔可愛），特別是在性命和生計不受保障的情境下，他們往往和我們以及壓迫他們的強勢者一樣，都是自私自利、人性十足的平凡人而已。

一個笨蛋社會是否賽過一小群高高在上的諸葛亮？

亞洲文化有人治傳統，我們相信賢人智者，認為他們抵擋得住權力等誘惑，相信清廉或強大的領袖比制度更重要、能決定民族是否強盛。領袖若不得民心，則會被視為國家種種問題之源。

於是我們希望英雄出手，解救水深火熱中的我們，讓問題都迎刃而解。如果英雄還是讓人失望，就只好然後再換人。

在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都把希望寄託於某人（塔辛／英叻、巴育、泰王），並不惜以違反民主程序的手段達成政治目的，雙方實際上是聯手摧毀了民主體制。

在埃及，民眾先是把希望投於穆爾西，後來發現這位民選總統並不能立刻解決一切問題，於是不理穆爾西支持者的反對，又暴力地把穆爾西拉下台，換上塞西總統。

上述兩國常被一些人士視為民主不好的證據（但他們總是忽略了成功的民主國家），我卻以為，兩國亂局完美凸顯了一旦國民迷信人治，而非通過制度制衡各方權力，會有什麼後果。

不論泰國、埃及的悲劇，還是中國人民對專制政府的支持，依我所見多多少少是人治思想造成的。民主的意思因人而異，但依我所見，民主的基礎之一是不信任「人治」。人本性貪婪自私，當權者不受追究、控制和約束，就容易發生以權謀私。因此我們不相信賢人，亦不相信領袖的能力，只相信法治和多方面的監督與平衡機制。

（二）

回顧中國史上三百五十帝，不是李世民般偉大、不食人間煙火的明君，就是像隋煬帝般昏庸得可笑，他們都少了人性的一面。巧的是，正是李氏家族從隋煬帝手中奪下中原，是誰書寫史書，不言而喻。學者如中國國學大師錢穆認為「明君」李世民涉嫌粉飾歷史，大唐之強盛甚至不如它取代的隋朝；別忘了，李氏才剛在血腥戰爭中打下江山，在百姓面前怎麼輸得起？

但中華文化強調懲惡揚善，任何偉大的人和事蹟，自然都成了教育後人的材料，不管故事是60%真實還是90%虛構。這種造神傳統持續至今，令我們誤以為這個世界是一小撮偉人的家家酒，而無視體制和一般百姓的貢獻與破壞。

在任何現代國家，一個領導就算日理萬機，能做的實在有限，難免受到不同群體、利益集團和貿易、國情等因素牽制。就算有明君，能暫時把我們帶上盛世，也無法持久解決根深蒂固的問題。梁啟超說：「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我們只能靠自己。

隨著社會、族群結構、國際關係、貿易等日趨複雜多變，一切都更加講求韌性和包容性，因此好體制遠勝於好領袖。

（三）

不少國人都把大馬各種問題歸咎於納吉一人，只知道他一定要下臺。然後呢？然後怎樣？很多人提出了關鍵問題，很少人有答案。

我也未知答案，和很多朋友一樣，我個人選擇8月29日出席集會。但我更希望大家能探討一下這個艱難的問題，而非把頭埋進沙子裡，用盲目行動逃避問題。

淨選盟宣傳與教育局成員祖兒說得對：「（淨選盟4.0集會）無關誰取代納吉，或反對黨是否亂成一團」。但抗議的群眾是否懂得這點呢？希望任何公民不服從運動將專注於維護、改善體制，並且尊重民主過程，而非天真以為（單單）把首相趕下臺就行。

大馬整個體制都有病。選舉操控、行政權力膨脹、伊斯蘭民族主義興起、種族關係、腐敗叢生、言論自由等都需要大家須正視，若不解決深一層、根深蒂固的系統性問題，我們只會陷入一屆屆當權者接力瓦解民主體制的下場，讓改朝換代越來越難，遇上再壞的領袖也無可奈何。一小撮不耐煩的民眾甚至將希望寄託於王室或馬哈迪，期望他們協助推翻腐敗領袖，但我實在不贊同這種為了短期成效要求人治干涉法治的方法。

是的，我們要捍衛法治，領袖失責就一定要受到懲罰。但就算當權者更替，如果不改良體制，那也只是換湯不換藥。於是每換一班人馬就來一輪的清算，我們還以為是實現正義，但結果這樣一直循環下去，民生無改善，國家還在原地踏步。抗爭目標要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