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another rakyat

《美女與野獸》涉及同性戀內容無法在大馬上映的同時，在中國，一本北京師範大學編寫、在特定小學發放的《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引起了關注。

這本教科書圖文並茂地向小學生說明同性戀、性行為、職場上性別平等和避孕等課題。書中的文字內容包括：「不同性傾向的人都可以有完滿的親密關係」「不同性傾向的人都有權利選擇為人父母」，還附上多張同性伴侶過著幸福生活的插圖。

想當然耳，這令很多家長不滿。捲入風波的一所學校宣布將暫時回收有關讀物。但更多中國人發言支持有關性教育內容。媒體發現，《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在網上已經銷售斷貨，顯然滿足了社會對性教育內容的普遍需求。

中國是個龐大的國家，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教科書。目前，這本《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只在十三所學校使用。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上海一些學校引進了一本教科書指導男學生「如何當一個男子漢」，一本獲得中國某省級教育部門批准的性教育課本則說「女孩發生婚前性行為是下賤」。在中國，任何事情都是多股勢力之間的鬥爭——中國畢竟是個龐大的國家。

2001年前，同性戀在中國官方的定位裡依然是一種精神疾病。今天歐美國家已經紛紛將同性婚姻視為合法，但中國未賦予同性伴侶相對應的權利。前年，一對同性情侶申請登記結婚時遭到拒絕，啟動了中國首例同性婚姻案。他們敗訴了，但也為中國LGBT群體的長征立下了一個里程碑。

近年來，中國官方在這方面亦有了一些進步。例如2012年，中國最大同性戀者交流平台淡藍網（Blued）的創辦人耿樂就獲得總理李克強親自接見，以討論如何幫助同性戀群體提防愛滋病。這次接見意味著淡藍網獲得免死金牌，不再面對民間和官員的騷擾。

而在上述教小學生以平常心看待同性戀的《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惹起爭議後，被視為政府傳聲筒的官方媒體紛紛發表評論，捍衛惹爭議的內容。《環球時報》寫道，「中國孩子終於有了一本令人驕傲的性教育教材」。《中國青年網》更寫道：「家長比孩子更需要性教育」。

官方媒體力挺這本教科書，似乎暗示著中國政府將在性教育和LGBT等課題上採取更開明、進步的姿態。

其實華人傳統文化對LGBT課題本來就比較開放，只是清末以來清朝和國共政府搞西化，受基督教文化影響，才開始變得更保守。一些人說西方文化導致人們性方面比較「隨便」是很好笑的，因為長久以來洋人社會都比亞洲社會保守很多。

例如，大馬針對同性戀者的法律是英國殖民者所留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在性方面出了名壓抑。文豪王爾德（Oscar Wilde）和電腦的發明者圖靈（Alan Turing）都是因性取向被判刑的英國名人。至於美國，因為本來就是清教徒建立起來的國家，文化上向來比英國還要保守。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美國人出於宗教理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相比下，中國人幾千年來持平常心看待同性戀。男人同性間的情慾古代稱為「男風」，春秋戰國時就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的說法。在西方人用「斷背」形容同志的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用「斷袖」來形容基情——這個詞彙是來自漢哀帝與愛人董賢之間的故事。直到明清時期，《聊齋誌異》、《紅樓夢》、《金瓶梅》等小說中都有對同性戀的描寫。

說到底，一天到晚拿「東方文化」來合理化保守的觀點，說白了是不理解自己的文化。

今天在中港臺的華人社會，除了基督教和穆斯林，一般人都不太介意別人是同性戀者、跨性別者或其他。當下中國最受歡迎的主持人金星姐就是變性人，這沒有阻止成千上萬家庭主婦把她當偶像。的確，性取向和性別認同在華人社會常成為不雅玩笑的話題，很多人依然用有色和充滿不解的眼光看待這些群體。但這跟基督教社會和穆斯林社會把LGBT視為應得懲罰的罪人依然是有一段距離。

雖然是這樣，在華人社會，同性戀者出櫃依然面對很大壓力。淡藍網的調查顯示，中國大約55％的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以及49％的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女性說，他們不太可能在未來五年出櫃。這是為什麼？

主要是因為家裡的期待。

華人傳統文化認為性和婚姻以傳宗接代為基礎，拒絕傳宗接代是不孝的表現。孩子出櫃對家裡是很大的打擊。而且華人愛面子的文化根深蒂固，當被親戚朋友問「孩子什麼時候結婚」「女兒有沒有男朋友」這種問題時，很多父母只能搪塞了之。

因為這樣的文化，華人儘管通常不在乎別人是否是LGBT，但如果發現自己的孩子是，很多人都還是會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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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人社會不同，在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反LGBT一般是為了宗教理由。

很多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相信，婚姻和家庭是很神聖的概念。如果我們容許同性婚姻或婚前性行為，那家庭就會失去力量，婚姻會變成很「隨便」的東西，人們不再對它感到任何責任。因此對西方和穆斯林社會的保守派來說，必須把家庭和婚姻奉為宗教義務，而不是單純出自愛情的結果。

既然家庭是一種宗教義務，就必須完全符合教義，不可隨性而為。

因此對虔誠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來說，LGBT不是井水不犯河水那麼簡單。在他們的眼裡，LGBT會動搖到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這不只是「讓異性戀者變成同性戀」，更多的是「如果社會太開放，以後我的孩子雖然未必會變成同性戀，但他會不再相信聖經裡面講的話，會變得叛逆。」對她來說，LGBT可能是沒錯的，但她會說：你要搞這些可以，但請在房間裡搞，別拿出來講。

這只是一般保守派的觀點。世界上有更極端的宗教狂熱份子，他們的看法和姿態會比較偏激。不過對於一般的虔誠教徒而言，把他們的反對歸類為「仇視」只會令他們覺得我們拒絕聆聽。

要說服他們的話，我們有必要明白他們的想法。

如果哥倫布沒發現新大陸，我們的祖先或許不會下南洋。

歐洲人從美洲引進各種印地安文明的農作物，包括辣椒、番茄、黃梨、馬鈴薯、蕃薯、玉米、花生、菸草和可可。那之前因為土地生產力有限，歐洲、亞洲和非洲的人口進入了緩慢的成長階段。但從美洲引進馬鈴薯、番薯和玉米這些比小麥、稻米生產力更高的農作物後，人們突然可以用更少土地餵飽更多人。

結果，歐洲、亞洲和非洲發生了人口大爆炸。

在歐洲，人口暴漲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工和消費者，驅動了工業革命。非洲多出來的人口被運到美洲當奴隸，成為今天美國黑人的祖先。而中國引進馬鈴薯後，人口短短百多年內從1.6億人上升到4.3億人。天朝養不起這麼多人，很多中國人被迫下南洋。

如果從最宏觀的視角看人類史，文明的走向幾乎都和資源和人口脫離不了關係。農作物盛產會令人口過剩，刺激經濟發展和對更多土地的需求。人口過剩之後如果又發生乾旱，就會有國內動亂或對其他國家的侵略。宗教、民族主義和政治思想往往只是人類爭奪資源的藉口。

例如科學家發現在公元1211至1225年間，向來乾燥寒冷的蒙古草原有長達15年時間氣候溫暖、雨量豐沛。異常適合植物生長的氣候餵飽了蒙古人和他們的戰馬，讓成吉思汗有資源組織強大軍隊，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可以說，就好像哥倫布不發現美洲也很快會有別人發現，成吉思汗是蒙古草原上環境與人口變遷下的必然。

據說，農業革命就是這樣開始的：有農作物、吃得飽的部落征服並取代了沒有農作物的部落。

在農業革命前的幾十萬年裡，我們的祖先組成小小的部落，在森林裡打獵和採集食物，過著跟猩猩沒兩樣的生活。直到後來，一些部落開始種植稻米、小麥等植物，從此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這本來可能是意外。因為基因突變，一些野草的種子沒在成熟時自然掉在泥土上。種子沒有掉落就無法繁殖。但這正好方便人類採集食物。當人們把這些種子帶回家裡準備煮來吃時，總會有一些種子灑落在土地上，並在人類的院子裡發芽。

農業就這樣低調地開始了。與其說是人類馴服了野草，更貼切的說法是這些植物通過基因突變經歷了自我馴化（self-domestication）。

自我馴化的不只有植物。例如科學家相信，人類本來無意馴服狗的祖先，而是一些生性不怕人、比較友善的野狼主動接近人類居住的地方，吃人類吃剩的食物。

那些主動接近人類部落的野狼會比見人就咬的狼有更多食物，可以生存更久，所以更有機會繁殖。人類也從一開始害怕這些野狼變成不予理會，最後更開始把它們視為部落的一部分。活下來的野狼一代比一代馴良，最後演變成了狗。

自我馴化的動物除了狗，也包括人類。

為了方便耕種稻米和小麥，我們的祖先不得不定居下來，每早下田耕作到傍晚。農作物餵飽了這些部落，讓他們可以生更多孩子，以便長大後幫忙種田。他們會去攻打周圍的部落，以爭奪更多適合種田的土地。因為這些擁抱了農業的部落人多，吃得也比較飽，其他部落都不堪一擊。

換個角度來看，是農作物培養出一批批的人口，然後這些人口為農作物爭取更多土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其他部落要嘛跟著定居種田，要嘛被有田地的部落打敗。在很短時間內，大部分人類社會都接受了農業。因為糧食充足加上農業對人力的需求，人類部落越來越大，最後演變成文明。舊石器時代時全球人口只有約12.5萬，農業革命初期飆升到532萬，今天已經達到73億人。當需要餵養的人口越來越多，我們就更依賴大規模農業。農作物無法收割意味著饑荒。

我們的部落開始變成村莊、城市，於是我們被迫學會和鄰居相處。

我們開始建立道德規範，通過宗教和法律確保人們互相配合。為了促進合作，我們還發明了錢幣和文字。社會淘汰我行我素的人，喜歡好相處、樂於和他人合作的人，因此能融入社會的人也留下較多後代。換而言之，因為農業，人類開始了漫長的自我馴服。

人類的馴化不只體現在性情上，也體現在外貌上。人類展示出幼態延續（neoteny），即把幼兒時期的特徵保留至成年。例如體毛稀少、頭大眼大嘴小和容易好奇。幼態延續是很多馴化動物的共同特徵，例如狗將耳朵下垂、尾巴翹起、嘴巴比較短等野狼的幼兒特徵保留了下來。

也難怪來自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Harari）用近乎煽情但有道理的字眼寫道：與其說是人類馴服了農作物，不如說是農作物馴服了人類並將其利用。

從農作物的角度來看，其實都是它們賺到。現在，種植小麥的土地面積大約是英國國土的十倍。稻米小麥本來在野外無法生存，但人類砍伐大量森林，幫它們大規模繁殖。至於人類，我們放棄了本來簡單、無負擔的生活，陷入了「用農作物養出更多人，然後又不得不耕種更多農作物以繼續養活那些人」的惡性循環。我們從自給自足變成供養一個龐大不平等的社會，生活越來越辛苦。

但辛苦的是個人。從品種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很成功。就好像花朵和蜜蜂互相需要，人類和農作物也離不開對方。我們一齊組成地球上最成功的共生關係，攜手佔領了地球上的所有土地。

上禮拜提到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寫的《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海德特是道德基礎理論的先驅，他相信人的道德直覺可歸類成六種：關懷、自由、公平、忠誠、權威、聖潔。

海德特的分析主要針對美國和印度。我想如果大馬學者參考海德特的研究，分析我國各個族群和社會階層（如窮人、中產階級、城市人、鄉下人）間道德觀念上的差異，那可以幫助我國人民互相認識和溝通。

很多華人不能理解為何很多馬來人支持伊斯蘭法。他們唯一的解釋是「馬來人比華人蠢」「因為他們極端」。很多馬來人也不懂華人社會的想法，只覺華人是傲慢、黨同伐異的文化沙文主義者。雙方如果不願不理解對方，種族關係會更糟糕——而華人身為少數族群肯定吃大虧。

海德特寫道，美國自由派之所以在民意上敗於保守派（書寫在特朗普當選幾年前）是因為共和黨比民主黨懂選民心理。同樣地，很多人已發現，我國反對聯盟似乎不懂大馬人尤其鄉下馬來社會的心理，所以一直只宣傳城市人關心的課題，如官員貪腐、人權、世俗國和種族平等。這些課題在鄉下馬來社會眼裡都很「離地」。

反對聯盟宣傳了這麼多年，都沒讓鄉下馬來社會轉向支持他們的議程。國陣和伊斯蘭黨比希望聯盟更懂馬來社會的心思，所以在馬來社會一直有相當高支持率。

這不是說每個馬來人都有同樣的道德觀，或每個華人的道德觀都一樣。我認識的華人長輩不乏一天到晚「華人最厲害了」的民族主義者，但身邊幾乎所有華人青年都鄙視民族主義。我也認識很多不戴頭巾、不穿長袖、不怕喝酒的馬來女生。她們是少數，不代表多數馬來人。但為豬毛大吵大鬧的也一樣不代表多數馬來人。我認識的馬來人多數不在乎華人在面前吃豬肉，「不是我吃就好」。

不管怎樣，我想憑個人印象和偏見，粗略地分析馬來社會和華人社會一些主流價值觀。我希望讀者因此明白，每個人眼中的道德真理都不一樣。那些看法和我們不同的人不是沒道德或心懷鬼胎，而是相信自己在做好人該做的事。

如果要我猜，我會覺得馬來社會主流會比華人主流看重權威（authority）和聖潔（sanctity）。

傳統馬來文學如《漢都亞傳》特別歌頌對統治者權威的服從。漢都亞明明遭到蘇丹冤枉被判死刑，卻還要幫蘇丹擊敗漢惹拔。漢惹拔因不滿蘇丹的不公正而叛君，在很多現代人眼裡是為正義而死的英雄。可是，《漢都亞傳》歌頌的英雄不是漢惹拔，而是漢都亞。

《漢都亞傳》寫在古代，但「忠於領袖」的文化在馬來社會依然有一些痕跡。例如有親馬哈迪的著名部落客把網站命名為Jebat Must Die，把行動黨形容為「不忠於」馬來君主的叛徒。這凸顯了在一些馬來民族分子眼裡，叛君依然是最十惡不赦的行為。

依我所見，馬來人一般忠於領袖，華人則忠於群體。在海德特的理論中，前一種道德直覺屬於權威（authority），涉及對君主或長輩的尊重和服從。華人傳統社會也強調 authority，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一個保守派眼裡，一旦人民不服從領袖了，社會秩序就已經破壞，子女不服從父母也是順其自然的事情。

但大馬華人間忠誠（loyalty）是比較突出的主流價值觀。海德特的loyalty是指對群體或盟友的忠誠，無關階級意識。我們華人強調族群的身分和利益，把傳承和發揚文化視為頭號大事。行動黨嘗試討好馬來社會時，很多華人覺得行動黨「不忠於」華人，忘了行動黨理念上是為所有大馬人而奮鬥的政黨。

馬來社會的輿論似乎不那麼強調族群利益。很多馬來人希望華人會成為跟他們一樣的穆斯林，並服從同樣的領袖。雖然馬來人也有民族主義份子，但他們似乎比較強調對馬來領袖的服從與否，而非族群利益，因此我懷疑 authority的成分高於loyalty。

當然，這只是我的偏見和簡陋假設。如有不對請幫忙指正。

大馬華社明顯比較在乎公平（fairness）。海德特的「公平」不是說在乎人人平等，而是強調付出與收穫要成正比、討厭別人不勞而獲。因此一些華人常說馬來人和印度人好吃懶做，並特別厭惡種族扶助政策。一些華人會把族群間的溝通譏諷為大愛精神，或許也是出於同樣心理：他們覺得馬來人付出不如華人多，因此和馬來人合作等於讓馬來人坐享其成。

其實我們對其他族群的印象往往是因為確認偏誤，即人會選擇注意到想看到的東西，來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很多華人也好吃懶做（你要我介紹一堆給你嗎），也很多勤勞的馬來人。但我們很少會覺得那是因為種族，而覺得是個人。

馬來主流社會對聖潔（sanctity）的看重應該夠明顯可見。我想，國陣和伊斯蘭黨的政客常利用豬肉、男女關係、同性戀、西洋文化入侵這些課題無限上綱，其實是利用穆斯林對文化和肉體上純淨的追求。

從這角度來看，伊斯蘭法就不是那麼不可理喻了。除了清真和肉體上的聖潔有明顯關係，在一些馬來人眼裡，華人文化和西方文化充滿著不純淨的東西，如一些華人愛賭博、喝酒，而據說西方人在性方面比較開放。因此他們支持把這些「不道德」的東西擋在國門外，避免國家風氣繼續墮落。

就算是在華人社會，我們也在乎思想上的純潔，相信人一接觸到異端思想就會做出不可理喻的事情。我們相信靈魂是聖潔的東西，必須用心栽培免受污染。如果我們說要立法阻止極端思想滲入我國，十個華人應該有十個贊同。

對聖潔的追求在很多社會都很正常。多數社會都不準把國旗踩在腳下。國旗只是塊布，但我們賦予它神聖的意義。在現代社會，我們依然把婚姻視為莊嚴的儀式，罵破壞婚姻的人。也有很多文化相信肉體是神賜的禮物，不該吃不潔的食物（如各種肉類、GMO食品）或通過「非自然」性交來玷污身子。「聖潔」這價值觀最終極也最普遍的體現，是對人命（和人權）的尊重：人命很神聖，我們不可以殺人。

身為一個道德直覺上「關懷、自由」成分比較重的青年，我不贊同以權威、群體利益和聖潔之名傷害他人。我也覺得很多人對不勞而獲者的憎恨令他們忽略了真實存在的社會不平等。但要說服別人就要用他們肯聽的語言，起碼也要充滿耐心和理解，而不是得罪那些我們想改變的人。否則我們引以為傲的底線就只是自講自爽。

我最近在讀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寫的《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這本書。

今天不寫書評。不過，我要講書中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長久以來科學家都知道，催產素（oxytocin）讓雌性動物產生母愛，也可以讓雄性動物出現保護家庭、對孩子負責任的心理。在人腦裡，催產素讓兩個人之間出現愛情的火花，讓兩個人可以一起生活幾十年。

催產素也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和讓我們同情陌生人、從做善事中感到喜悅。

媒體常把催產素形容成「愛情荷爾蒙」，因為它導致愛情、親情、友情和其他聽起來很正面的感情。如果全部人服用催產素，那人類就可以做到墨子所說的兼愛。從此人類不再互相廝殺，世界永遠和平，不是嗎？

真相當然沒那麼簡單。

海德特寫道，科學實驗證明服用催產素後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但是，當科學家要求實驗對象參加團體競爭的遊戲時，發現那些吸入催產素的人更願意傷害其他團隊，以保護自己人。

經過情場風浪的人都懂，愛人經常等於傷害不愛的人。

海德特說，群體生物之所以可以團結在一起、互相交流合作，本來是為了和其他群體競爭。人類也是那樣。所以愛國往往意味著排外，熱愛自身民族的文化往往伴隨著看不起其他人的文化。

更多愛不會帶來世界和平，因為愛的本質是偏私。

例如，我們看到一對情侶很恩愛，一個母親很照顧自己的孩子。這很偉大，不是嗎？但如果那對情侶中男的每個女孩都愛，那他們倆就不是情侶了。如果那母親看到每個小孩都當成自己的孩子來愛，那她還會有時間去照顧自己的孩子嗎？

很多人不滿意政府收容移民，或不滿政黨討好其他種族的人，是出於這種心理：你答應對我好，就不要對其他人也那麼好。海德特說，人類道德觀中其中一大基礎是忠誠。伴侶在乎對方是否忠於自己，群體在乎成員或領袖是否把自己群體的利益放在其他群體之上。

偏私是人性。但維持社會秩序需要我們超越人性。

例如一個腐敗的官員盜用公款來幫助朋友、用人民血汗錢給心愛的太太買皮包和鑽石戒指，這就算是因為愛都不可原諒。或一些人把自身族群的問題怪罪在其他族群身上，然後攻擊那些外來者。這只會讓大家無法平安相處，最後社會不和平不只傷害到其他人，也傷害到自己人。

對自身群體的忠誠和熱愛，可以說是人性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但原始的人性跟不上社會演變。過去幾千年，我們從部落社會發展成規模龐大、複雜多元的現代社會。人性或許註定我們繼續關愛自己的小圈子，但我們將無法無視其他族群的意願，因為所有群體都相依為命。

在這樣的社會，我們需要放下族群之間你死我活的思維。我們可以幫自己人，但不一定要傷害其他人。不同的群體可以互相幫忙，讓大家都得到好處。

以上兩篇文章的主題為例子，抱怨行動黨「過於專注討好馬來人、忘了華人才是行動黨最大支持者」的一方經常把提倡和其他族群對話的另一方戲稱為「愛馬來人黨」或「大愛黨」，這是經過扭曲和過度簡化的標籤。明白互惠互利需要的不是感情，而是對人性中原始衝動的克制。

促進對話與合作不是兼愛，是和平協議。對抗只會讓雙方都更加偏激，祭出更極端的手段。不管誰贏，我們都回不到我們想要回去的地方。

我們都想保護自己關愛的人事物，特別是我們成長的環境。我們想保護華人在這個國家的小小世界，我們對蘇丹街半山芭、適耕莊、檳城怡保、光良品冠、獨中華小、五金店、炒粿條肉骨茶等有濃厚情意結。這是深切的愛，我們害怕所愛的它有一天面目全非。

但從馬來人的角度來看，華人也在破壞、改變他們的生活環境。我兩年前在《第二個大馬》文中寫道：

「有一次等KTM時，有一大群外勞帶著寒酸的全副身家到站，我突然想到三個字：下南洋。」

「我們大馬華人的祖先以前被賣豬仔來到大馬時，相信也是這副場景吧！那時先輩生活艱難，往往通過菸酒嫖賭和鴉片麻醉自己。當年還有很多中國婦女被賣到本地，向外勞提供性服務，其中有的是遭人誘騙，有的只想討口飯吃。」

「我在想，那時馬來同胞的先輩們是如何看待我們的呢？是否覺得華人侵蝕本地文化，是否覺得這片美好的土地從此烏煙瘴氣？」

問題在於自從我國獨立以來，不同族群間一直都沒有共同目標。華人想繼續建華小，馬來人要實行伊斯蘭法。我們生活在平行的世界，偶有交集都是衝突，沒在乎過對方想要什麼。更可怕的是，我們逐漸覺得：只有把對方當成敵人，我們才能保護自己的世界。

華人、馬來人和其他族群都必須看到：不管大馬華人的小小世界還是馬來人的世界都是大馬的一部分。而今天大馬作為一個國家面對著貪腐、不良治理、種族關係破裂、宗教治國和民主衰退等威脅。當權者把我們分而治之，讓我們互相憎恨，看不見他們在蠶食國家的根基。我們是一個國家，我們必須團結起來保護所愛的這個國家。

最近幾個月，華人朋友在臉書上分成兩個陣營。

陣營A說，行動黨、淨選盟顧著搶馬來選票，到處巴結馬來選民，所以不肯用更激進的手段。希望聯盟沒在「伊斯蘭霸權」面前露出硬漢姿態，顯示傳統反對陣營日益懦弱無能，華人需要投廢票懲罰他們。

陣營B說，一些華人、印度人和馬來人對政府的不滿沒影響到主流馬來群眾，而且納吉政府把行動黨、淨選盟講成「反馬來人」的華人海嘯。當局製造麥當勞清真蛋糕事件、豬毛事件等是為了促成族群對立，華社聞豬起舞等於陷入圈套。所以我們要打破「華人vs.馬來人」「穆斯林vs.非穆斯林」的框框。華人和馬來人需要有共同目標，才能一起戰鬥。

我屬於陣營B。我上週的文章《「我們只聘請華人」》說明了一些看法。

馬來社會享受著一些特權，這我不否認。但他們不只沒理由輕易放棄特權，也不會看見自己享有的優勢。他們只看到一部分華人歧視馬來人的片面事實。只看到自己辛苦、看到別人不好是人之常情，華人也一樣。

這無關誰對誰錯，是關於怎樣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的方法絕不是展現吾族一貫的民族優越感，去罵或嘲笑馬來人是極端份子或蠢蛋，把他們全推向巫統或伊斯蘭黨的懷抱，然後我們華人投廢票懲罰希望聯盟，讓巫統繼續坐得穩穩。請問聰明的讀者，這多難明白？

我要說的是，辯論「誰受較多歧視」或抗議說「他們歧視我們，我們歧視回他們有什麼問題」不會讓華人的日子變好。我們需要馬來社會合作，而不只是因為需要馬來選票。

馬來人是這個國家的多數，我們需要和他們一起生活。如果沒有共識，別說換政府難，就算換上華人滿意的政府了，也包做不上幾年。

說真的，我以為美國總統選舉應該給了大馬人很好的啟示才對。極多反特朗普的選民出於原則拒絕投票給「不完美」的希拉里。結果將近一半美國人沒投票或投廢票，特朗普靠區區27%美國人的選票當了總統。那一大堆當初說「反正特朗普不可能贏，我們要懲罰民主黨」的美國人才痛心疾首地上街示威。

選舉後，很多反特朗普的美國自由派未反省策略，繼續對特朗普支持者冷嘲熱諷，說他們是思想極端、頭腦簡單的笨蛋。一些人揮著女權旗幟上街遊行，聲勢壯大。可是這不能讓特朗普支持者因此同情他們的立場，只會讓對方覺得他們吃飽飯沒事。

自由派一直以來爭取理想的手段，包括嘲笑別人的智商和信仰、過度推廣政治正確、濫用負面標籤、強調身分政治多於為窮人爭取經濟保障、為雞毛蒜皮在小圈圈裡爭得不亦樂乎⋯⋯這令很多美國人覺得民主黨代表的左派和老百姓脫節。

和那些自由派一樣，我要一個人們不以性別、種族、宗教、國籍、性取向等互分高下以及互相對立的社會。我要一個全部人都可以站在同樣起跑點的社會。但爭取理想需要有用的手段。我們需要說服、拉攏不同理想的人，不可以無視他們的意願。

對很多美國自由派而言，特朗普當總統就是自爽的代價。

可悲的是，很多大馬華人對美國選舉的感悟是「應該像美國硬漢那樣，狠狠地把那些穆斯林踢走」。撇開仇恨穆斯林會引起更多針對非穆斯林的仇恨不談，這些人忘了在美國穆斯林是少數，在大馬非穆斯林才是少數。

我和很多大馬華人（還有一些馬來人和其他族群）都擔心宗教治國的威脅。但大家都把豬毛事件無限上綱，然後呢？我們發洩了、表達了不爽，開了一大堆穆斯林、包頭和炸彈的玩笑。然後說服了誰？

我們不只沒有感化到主流馬來社會讓他們「醒悟」，還讓本來可以和我們合作的馬來人覺得：那些自以為很厲害的華人看不起馬來人，我做麼要幫他們？不如支持幫馬來人的政策和政黨。

這無關誰受到比較多歧視，是很現實的溝通問題。溝通是種手段。至於伊斯蘭法的威脅，我們都有同樣立場。但有些人停留在立場大完的階段。有些人則想和其他族群溝通，讓他們也站在我們這邊。

陣營A一些人以為，爭取馬來社會合作代表我們需要包容伊斯蘭法、繼續擁護土著特權。這種誤解顯示他們走不出「馬來人vs.華人」的零和思維，只看見華人向馬來人妥協或馬來人向華人妥協兩種可能。你要玩這遊戲的話，華人幾乎不可能贏，贏了也坐不穩。

陣營A也把國陣不倒怪在選區劃分甚至黑箱作業上，那樣我們就不用自省、不用思考新策略了。

我不是說選區劃分不是大問題。淨選盟就在爭取選舉改革。但將近一半人民站在我們對面，他們是我們的鄰居，我們一直跟他們活在不同世界。這不需要我們反省嗎？

還是我們以為其他人把我們看到很重要，我們大喊大罵、講那些人是笨蛋，他們就自動「我真是蠢你果然慘以後我都聽您講，我們團結一心爭取令您滿意的一個馬來西亞」？

要說服穆斯林不支持伊斯蘭法或者馬來特權，只有一條路：跟他們談出一個雙方都關心的共通目標來，然後並肩前進。

跟穆斯林談世俗國沒有用。世俗國給他們什麼好處？伊斯蘭法確保穆斯林永久享有一等公民權。華人可以選擇進教同化，或繼續以二等公民的身分經營華小。

但馬來人關心很多華人也一樣關心的事情，例如經濟、教育、買樓。如果反對聯盟要馬來人支持，那就應該推動這些共同目標，不是一天到晚只會攻擊那些「捍衛」馬來人的政策和表演。

我們都是大馬人，政府很多決定都影響到全部族群。我們需要一起為國家前途奮鬥，不該互相嘲諷和謾罵。

當局搞一堆清真蛋糕、豬毛風波出來，是為了華人和馬來人互相對立。如果我們因此把對方看成假想敵而拒絕團結，不就正中納吉政府下懷嗎？

只有各個族群尋找共通目標，然後走在一起，才能帶來一個多數人都滿意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才能讓我們一直和平相處下去。

10 February 2017

朋友在WhatsApp群組分享一張照片，顯示一個馬來女子在社交媒體上抱怨。

那女子寫到，本地很多公司請人都要求面試者要會講華語。她覺得那對不會華語的人不公平。

分享帖子的朋友不屑地講，抱怨語文歧視不如學中文給自己增值。他也為了事業搞好自己的英文。既然中文有市場，有上進心的人就不是抱怨，而是主動學多一個語言。

另一個做人力資源的朋友看了說，他見過很多公司不想請馬來人和印度人，但不敢明講只請華人。所以規定面試者要會講華語，讓友族應徵者知難而退。那個HR朋友說，就算會講中文的馬來人前來，面試官也會找藉口把她打發掉。

不是所有公司都是因為種族歧視。有些公司做華人生意多，員工會講華語有幫助。但純粹出於對其他種族的偏見只請華人的做法，在大馬似乎很常見。

例如上一陣子，美體小舖本地一家分行在招聘通告上寫著Chinese only，令很多馬來網民生氣。（該公司已經道歉，說不認同分行做法。）好玩的是，那不久前麥當勞的清真蛋糕規定在華社鬧到沸沸揚揚，很多華人講要杯葛「歧視非穆斯林」的麥當勞。可是很少華人關心或批評美體小舖涉嫌歧視非華人的事情。

這種事發生了很多次。前年劉蝶廣場騷亂，凸顯了一些馬來人對華人壟斷特定行業的不滿。他們覺得華人阻斷馬來人做生意的機會，還剝削馬來人消費者。就像本週豬毛事件讓一些華人更確信馬來人都是心胸狹隘的宗教狂熱份子，美體小舖那「只請華人」的通告也讓一些馬來人更確信華人都是傲慢的種族沙文主義者、黨同伐異的經濟掠奪者。

這是雙重標準，馬來社會不見得準備好放棄土著經濟政策、種族特權與種族固打。與此同時，我們華人一天到晚抱怨遭到歧視，然後口口聲聲反種族主義，但自己又覺得馬來人和印度人都好吃懶做，聽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類的口號還會跟著起舞。看來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反對的歧視和種族主義是什麼意思。

回到上面WhatsApp的對話，我兩個朋友講的話都沒錯。

如第一個朋友所說，不管華人馬來人，我們確實應該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包括學有用的語文。從做人哲學來看，少抱怨、多上進是值得學的態度。

可是，從關懷別人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必須正視職場上種族歧視的存在。

我們難免抗議：明明政策都幫馬來人、歧視華人，怎麼說成是華人歧視馬來人了？就算我們有歧視馬來人，華人面對的歧視不是比較嚴重嗎？關於這點，不要急躁，先看另一個例子。

在上述對話的同一天下午，我跟女友正巧討論到男女平權。

從客觀角度來看，女人比較吃虧。男女平權至今遙不可及。一般家庭都是女人為家人犧牲事業。在職場和政壇，女人的成就還是和能力不成正比，需要比男人努力。女人也較常成為犯罪的受害者。

可是，這一切困難思想再開放的男人懂了都未必能體會。很多男人只看到女人要求多多。一部分女人的態度也影響了男人對「男女平等」的信心。例如，有些女人在爭取男女平等的同時，還指望男人很有紳士風度地處處禮讓。也難怪有男人諷刺：「女人應得和男人一樣的待遇，除了當女人得到比較好的待遇時」。

另一方面，一些女權主義者常講「男人都是潛在強姦犯」之類的，說得好像只有女人善良勇敢、男人都是卑鄙的生物。這種言行讓很多本來同情女人的男人厭煩，甚至擔心一旦女人得逞，會是對男人不利的新霸權。

問題是就算一些男人這麼覺得，女人整體上遭到壓迫還是鐵一般的事實。可是如果女人要男女平等，就該考慮放棄那一點女士優先特權（當然，孕婦和老婦必須得到禮讓），也必須把男人視為和女人攜手建設社會的夥伴，而不是「天下男人是壞蛋蠢材」。這社會是男人和女人共享。很多男人有時也會幫女人，就好像男人常需要女人幫忙一樣。

我們需要合作，更不可能無視對方的意願，不應該關係惡劣。

整天比較誰遭到更多歧視或比較有本事，雖然我們心理得到滿足，但只會讓情況更糟。同樣道理適用於大馬華人。很多馬來人看不見自己有優勢，特別是當傳說中的特權只讓一部分有錢有地位的馬來人得到好處。他們只見華人企業不請馬來人，看見華人越來越多要求。

如果既得利益群體相信我們想把他們推翻、壓在下面，他們會不惜一切阻止我們成功。就像美國白人選出了特朗普，馬來社會也會支持伊斯蘭宗教治國，來鞏固自己在這個國家的地位，確保非穆斯林永遠做二等公民。他們是多數，我們是少數。但如果我們談得來，同意一起解決雙方都面對的問題，那他們將不再站在我們的對面，甚至把我們視為理應得到平等待遇的戰友。

我在康納曼的《快思慢想》讀到，人一種普遍的認知偏誤是只看見自己的辛苦和付出。別人在我們背後做的事情，或所承擔的辛苦，我們一無所知。

我們覺得自己犧牲很大時，其他人也覺得他們付出太多、讓了很多步。這種心理作用讓很多夫妻不和，讓辦公室裡關係緊繃，我想也影響著族群之間的關係。其實大家都不好過。把自己的辛苦歸咎於其他人，不如大家一起解決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最近同性平權課題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一些自稱虔誠的宗教信徒說同性之間的性行為和非插入性性行為皆違反自然，人類不應接受。幾天前讀到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Harari）的一段話，我想跟大家分享：

「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天底下沒有不自然的事情⋯⋯一件不自然的事——即有違自然定律的——根本無法存在，由不得人類禁止。」

從科學角度來看，宇宙中萬物不論天然或人造，如樹木或手機，它們都是自然的。它們都在宇宙各種自然規律的限制下而產生。除非這個世界上有鬼神，那它們就是超自然（supernatural）的。

自然界有無限可能，並不如保守人士所認為那樣簡單二元。地球上動物有各種各樣的交配方法，遠遠超越我們對性的想像。如把性行為視為社交潤滑劑的海豚和侏儒猩猩、在交配後殺死雄性吃掉的雌性螳螂、隨時換性的魚類⋯⋯我們並不會指責這些動物違反自然，因為這些性行為是它們賴以生存的本能，而不是被對性缺乏想像力的人類教壞。

那為什麼對動物來說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一旦應用到人類身上就變得不自然了？很多人對自然的定義顯然不是從科學的眼光出發，而是以宗教或非宗教這兩種視角為起點。

一些宗教人士說：人類是萬物之靈，有野獸缺乏的道德判斷力，其它動物可以做的事情不代表人類可以做。他們口中的自然大概意指「神的旨意」：神指定人用某種方法生活，人就不能用另一種方法生活。用嘴巴吃東西和講話符合神的設計，所以自然；用嘴巴做吃東西和講話以外的事情則不自然，會讓神生氣。

至於非宗教派但反對同性戀的人則說，同性戀者無法繁衍後代，根據進化論是「不自然」的，才會成為人口中少數。這種觀點似乎源自對生物學的錯誤理解。物種進化的先決條件是，一個物種必須同時有多種突變。一個物種不論是生理上還是行為上都必須多元，才可能往行得通的方向演變。否則一旦環境發生巨變，物種會無法適應新環境而滅絕。

作為一個品種，複雜和相對包容的社會是人類的最大優勢。它讓我們的社會擁有足夠多元的視角，並藉此開創各種可能。至於同性戀者無法繁衍後代，很多物種都分成負責繁殖的個體和不能繁殖的個體，例如螞蟻有負責生孩子的蟻后和雄蟻，還有無數不育的工蟻。行不通的事物受不起時間考驗，由不得人類來決定誰「有資格」生存。

把「自然」看成是一種道德判斷，換個角度來看就很有問題。我們的鞋子眼鏡車子手機都不是樹上或地裡長成，我們吃西藥、看醫生來阻止疾病造成「自然」死亡（按照一小撮人極端的定義），結果有多少人提出抗議，說那違反自然？

說穿了，自然是中性的形容，只是當它涉及少數群體的生活方式，就變成一種莫名其妙的社會規範。

何況，所謂自然的事物不一定對我們有利。例如堅持用自然的方式（即不用避孕套和藥丸）控制人口，首先會有無數小孩生於不適合養育孩子的環境，可能造成犯罪率飆升（有經濟學者如《蘋果橘子經濟學》作者列维特（Steven Levitt ）引用數據辯稱，女人是否有權墮胎或避孕和犯罪率有直接因果關係）。更可怕的是，如果不准人們避孕或墮胎，最後會人口爆炸造成饑荒。套用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話：如果堅持戴套不夠自然，饑荒就是最自然的人口控制方法。

我們不能因為某件事情是「自然」的就去放縱它。如殺人、強姦或性侵兒童，不管是不是來自「自然」衝動都好，因為對其他人造成傷害，不管社會多進步開放都一樣不會容許，也不該容許——這點爭取開放社會的人都懂。我們是非觀清楚不過：我們要阻止傷害別人的行為。

道德價值並不是永恆不變，如奴隸制，如古代中國的人殉、人祭和一夫多妻制，或古埃及皇室的近親婚姻，它只代表當代社會的看法，不是絕對的真理。但對那時的人來言，這些做法是天經地義。然而我們必須切記：道德觀念是社會的產物，因此它可以變通。道德無非是為了保持和平。我們可以繼續朝促進和平共處的方向前進，對舊的觀念做出謹慎取捨。

依我所見，人人應有權信奉自己屬意的宗教，而且不能強迫其他人服從自己的信仰。大家可以井水不犯河水。我們維護你信奉和相信自己宗教的權利；你則維護我們身為人類追求自由、愛和婚姻的權利。以任何形式欺壓文化中的少數，阻擋和破壞他們的幸福，都不是好人會做的事情。

說到底，一件事情自然不自然從來就不該是道德規範的藉口，也不是善惡標準。大自然無情，人性卻可以也應該超越排斥異己等對和平共處不利的原始情緒。要不要擺脫殘暴自私的「自然」面目，就看人類的造化了。

眾所周知，美國主流媒體嚴重低估了特朗普勝選的可能。

大選前，所有有公信力的民調都認為希拉里多數勝出，特朗普很難贏。這明顯錯了，選舉結果出爐後一些人因此覺得，是主流媒體扭曲民調數據，以助長希拉里的選情。

為什麼會出現那樣的情況？難道真的好像一些陰謀論者講的，民主黨是這些媒體的幕後金主？

其實除了陰謀論，有更簡單的理由能解釋民調和選舉結果之間的矛盾。第一個理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本來就不信任體制，包括被視為體制幫兇的主流媒體。所以，很多特朗普支持者不肯回答主流媒體的民調，「反正都是騙人的」。

第二個理由是所謂「布萊德利效應」。布萊德利效應認為，一些人在接受民意調查時基於政治正確立場會自欺欺人、不承認自己的歧視傾向，所以講自己會支持那個他們內心歧視的候選人，真的投票時卻按照真實感受去投。

其實布萊德利效應已經被討論很多年，不是這次大選才有。80年代很多黑人候選人都遇到這種現象。例如1982年黑人布拉德利參選加州州長，民調大幅領先白人對手，但最後輸了。有點像希拉里的遭遇，對吧？《蘋果橘子經濟學》一書中就有寫到，1989年，3K黨和美國納粹黨的前領袖杜克（David Duke）競選路易斯安那州長，雖然最終輸掉，卻贏得了55%的白人選票，比民調高出一兩成。雖然民調是匿名回答，但人們還是會避免在一個陌生人前講自己支持一個種族主義者（民調一般是通過打電話來進行）。這有如我們在公開場合會注意自己的行為，雖然周圍的人都是陌生人。

特朗普競選時一直講歧視其他種族、宗教和女性的話，因此如果一個人公開講自己支持特朗普，很容易被周圍的人嘲笑、鄙視或孤立。所以他們民調裡選擇自欺欺人，儘量做個公平的裁判。可是當真的投票時，他們卻會根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去投。這是很有意思的人之常情。

當然，特朗普何以出乎大家意料地當選，相信不是一兩個原因可以全面解釋。但身為前媒體人，我覺得沒必要用陰謀論來解釋這次民調失靈。的確，美國媒體很多有財團支持，這些財團有些選擇支持政策比較可以預測、對自由貿易無太大敵意的希拉里，可是也有很多支持承諾向富人和企業減稅的特朗普，例如在緊要關頭轉向支持特朗普的媒體大亨梅澤。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股市大漲至今，凸顯了美國企業和華爾街大鱷對特朗普的普遍歡迎。

按照「美國媒體不過是幫幕後金主宣傳」的說法，美國媒體應該普遍傾向保守、支持親商的共和黨才對。但美國自由派壟斷了主流媒體，並通過這些媒體大力提倡左派的「政治正確」思想，是很多美國人厭煩體制、選擇特朗普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他們難免覺得，媒體不過是民主黨的宣傳武器。這種懷疑並不是沒有漏洞，例如美國受歡迎的福斯新聞頻道就有著堅定的保守派立場，而且民主黨是八年前才開始掌權，當初人們也是因為厭倦了體制才選出了個奧巴馬。

其實很多美國人對「政治正確」反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政治正確是什麼意思？它意味著你講話時需要符合某種主流的、符合當下政治情況的標準，不能違背被認定為「正確」的立場。例如在大馬不能說歧視其他族群的話，要強調種族和諧、支持李宗偉，不可以拿人家宗教開刀。在中國則是必須符合中南海的維穩目標，對台灣、日本侵華、釣魚島這類課題的立場必須符合官方立場，必須假裝六四不曾發生。美國人的政治正確則是要注意用詞，不要講歧視其他種族、宗教、同性戀或女性的話。

政治正確是一個很廣義的形容詞，一個「政治不正確」的人在不同地方後果很不一樣。在一些國家，我們說了不該說的話可以成為某些群體的暴力目標，或者遭當局審查、逮捕或噤聲。相比下，在美國講了政治上不正確的話或許會給人罵，有些情況下或許會影響工作或仕途，但那跟在很多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相比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在任何地方講不得體的話，人們都會覺得你沒禮貌，就算你說的話有重點。美國式的政治正確說白了是一種過火了的禮貌，這種禮貌讓人很難認真討論一些事情。假設我相信某宗教的信徒是暴力的，雖然那個看法或許有問題，但你並非以理據化解我的歧視，而是阻止我發言，那我當然會不爽。難怪很多美國保守派覺得城市菁英提倡的那一套政治正確是為了阻止他們講出「真相」。

我可以理解保守派對政治正確的不滿。但每一個群體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正確，而保守派推崇的那一套政治正確影響也很深遠。例如冷戰以來美國總統每次致詞後都不得不加一句充滿宗教意味的「上帝保佑美利堅共和國」，例如保守派口中的「家庭價值」，例如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掛鉤，例如「勤勞的美國百姓」（hard-working Americans）或者「普通美國人」（regular Americans）是指鄉下的保守派白人，例如減富人稅就等於親商，例如把自由派標籤成社會主義份子，例如反墮胎被稱為pro-life，例如來自中東的小吃被銷售成「地中海風味」等。

美國畢竟是個保守的國家，美國媒體的自由派「政治正確」傾向其實有違整個國情。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原因很簡單：政治正確是直接延伸自專業媒體人的責任和價值觀。

怎麼說呢？一般人講話時都不會太注意用詞，不會思考自己的言論是否會冒犯少數群體。是的，我們不會拿肥佬的身材和女人的歲數開刀，但那是因為我們不想得罪人。媒體人卻有很大責任，他們用詞謹慎不是為了避免得罪人，而是因為用詞和報道方式會影響大眾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例如，如果一個人因為感情糾紛殺死另一個人，我們會避免提及他的種族或宗教。因為那不僅不相關，而且還會讓人產生錯覺，以為那個人的暴力行為和宗教或種族有關。為了盡量中立客觀，我們會謹慎用詞。而現在媒體人常兼職當評論員，她評論社會議題時，難免會把媒體人篤信的那一套「政治正確」價值觀灌輸給民眾，例如叫人們不要用有歧視意味的字眼。

問題是在媒體的圈子外，一般人都是怎樣覺得就怎樣講，他們不喜歡有人對他們的言行指指點點。物極則反，自由派對政治正確的堅持最終讓人們反感，讓他們選出了個滿口歧視言論的特朗普來。人們把敢言看成一種美德，覺得一個人敢得罪人就代表他做事情有擔當有魄力，覺得那些講話注意用詞的人一定是處處巴結人的哈巴狗。

這種看法有問題，畢竟一個人敢怒敢言敢擔當還不夠，他還必須考慮到自己的言行對弱勢者會帶來什麼傷害。一個好的領導人不會只照顧到自身名聲和支持者的福利。而且，說話態度無關充實的內容，我就常見有人論點明明很平庸很沒新意很討好同溫層，卻要講到自己很敢言很政治不正確的樣子。與此同時，世界上依然有很多人在用很溫和很禮貌的言語來傳達各種不討好人但有必要的觀點，她們志在影響社會和建立橋樑，而不是挑釁和挑撥離間。身為一個想影響更多人向善的平凡人，我相信不論是報道新聞還是講話，都應該是這樣才對。

留意諾貝爾獎的朋友應該記得，今年和平獎歸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

桑托斯和哥倫比亞革命武裝部隊（FARC）今年9月簽了和平協議，本來有望結束延燒了52年的內戰。沒想到，哥倫比亞人民後來在公投中否決了協議。明明可以不再打仗、阻止更多無謂死亡，他們幹嘛不要和平？

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武裝分子殺了很多人，如果簽和平協議，這些壞人將得到寬恕。哥倫比亞人寧願國家繼續很多人死，也不想看見壞人沒有受罰。

我無法體會哥倫比亞人的心情。他們當中一些人親人被殺，對他們來說寬恕幾乎是不可能。不過，身為可以儘量不帶感情的局外人，我難免覺得這種對公義的堅持是本末倒置。

公義講的是懲惡揚善，但懲罰壞人本是為了阻止人們做壞事，為了社會和平。如果必須在公義與和平之間選擇，和平難道不是比較重要嗎？就算你想復仇，阻止更多人死亡難道不是比較重要嗎？

我傾向功利主義，對我來說公義不是一切。但我相信這沒有絕對的對錯，答案會因人而異。不管怎樣，這課題很值得各位聰明的讀者思考，想想自己會怎樣選。

在灰暗而骯髒的世界另一個角落，有個人選擇背離公義，以推動改革、終結暴政。她的名字是昂山舒姬。

緬甸軍政府長年鐵腕治國，但近年主動放權，讓緬甸走向民主。這是世上少有的例子，為什麼緬甸軍政府肯這麼做？有一部分是民意已經非常明顯。可是，如果緬甸變成民主國家，軍方失去百分百的權力，他們肯定會被對付。他們不怕自己下場很慘嗎？

這其實是關鍵：他們知道自己不需要受到懲罰。全民盟在大選勝出後，身為黨領袖的昂山舒姬主動向軍方妥協，討論怎樣分享權力以換取推進議程。而且她對軍方過去的行為一律不追究。

毫不意外，昂山舒吉這麼做讓很多人失望，特別是西方人權組織。但昂山舒吉不是社運份子，她是政治人物。社運人士代表著社會的良心，他們無時無刻思考一個行動是否政治正確。政治人物則有時需要不擇手段，就算是要實現一些高尚的目標。世界上很多進步是由那些敢於弄髒雙手、犧牲名聲的政客推動的，例如為了爭取國會支持解放黑奴而賄賂議員的林肯。

這不表示我認同政治人物打著漂亮的旗幟打壓異己和少數群體，或破壞體制和通過不正當手法致富等。政治人物需要底線，包括他們的權力不能駕臨於體制之上、不能不尊重人民基本的個人權利。政治手段必須目的正確，這點不容妥協。很多政權以反貪反恐為名鞏固權力，為了確保這不會發生，社會必須監督政府的行為。

但同時我們也需要明白：政治上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選擇。

《紐約時報》2013年的一篇報道令我特別印象深刻。文章講到緬甸人怎樣寬恕了那些曾經犯下暴行的軍人。例如，曾以酷刑惡名昭彰的軍方情報首腦現在在一棟豪華別墅裏過著悠閒的退休生活，他甚至沒有為自己過去的行為感到悔恨。但緬甸人跟哥倫比亞人不同，他們普遍明白：如果要和平改革，他們就需要跟舊勢力合作，包括寬恕他們過去的罪行。

文中引述昂山舒姬的話：「我希望我們能勇敢坦誠地面對這個國家的過去，但我不贊同對他們過去的行為展開復仇。」她這姿態不是沒有理由，因為在緬甸政治現實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雖然可以讓她保住聲譽，但推進不到緬甸政治改革。如果改革心急，直接把軍方列為改革目標，那這個舊體制一定會反撲，整個民主運動再正義再高尚都是白費，而且還會把國家推向分裂。

說到昂山舒姬，很多人不滿她沒有針對羅興亞人的遭遇發言。我不知她內心的立場。但佛教為主的緬甸人普遍仇視穆斯林，她必須避免得罪大部分人民，才能爭取到民眾支持改革。如果連這都做不到，羅興亞人和其他問題就根本不可能解決。她自己和緬甸民主運動也會被緬甸民眾視為勾結穆斯林勢力，甚至因此遭遇暴力。

社運人士一切都可以講原則，政治人則只可以遵守基本底線。例如昂山舒姬雖然不語，但不至於煽動民眾攻擊羅興亞人以鞏固自身支持率，這就是底線。兩種人都有作用和貢獻，社會上缺一不可。我覺得需要監督政客，但有時我們需要認清現實：公義和理想有時是解決問題的絆腳石。

例如在大馬，最近很多人對希望聯盟和老馬合作、老馬出現在淨選盟上有意見。畢竟，老馬執政時的政策是我國當下很多問題的禍根。他今天穿上黃衣，還嘗試把反納吉陣營團結在一起，的確是很諷刺的事情。

但希聯和淨選盟以倒納吉為目標，而此刻唯一比較可行的手段是：爭取更多馬來選票，以動搖巫統對納吉保住江山的信心，或在來屆大選中一人一票把國陣趕下台。所以希聯和淨選盟都覺得可以和老馬合作，我想是經過深思熟慮。這不表示原諒、認可老馬過去的做法，而且我們也不可以忘記他做過什麼。但政治講手段多過政治正確或公義。

是的，馬哈迪是人們口中的老狐狸，是馬來民族分子，說不定一達成初步目標就會背叛盟友、回歸巫統。反對聯盟勢力淪落到需要借助老馬的力量，不管是因為反對聯盟自己的問題還是因為大馬格局的現實，我想大家都應該檢討。可是我相信林吉祥這些老練的政治人不是天真，他們清楚自己在跟什麼魔鬼打交道。

在馬來選民擔心自身社會地位、只聆聽馬來領袖的號召時，在伊斯蘭黨隨時靠向巫統之際，反對聯盟需要馬哈迪，也需要安華。只有他們能讓巫統感受到危機，讓納吉失去黨內部的支持。確實，沒有人知道老馬心中打著什麼算盤。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倒納吉陣營似乎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畢竟，現在重要的是停止針對國家制度的破壞並將其修復，而不是在乎一個人、兩個人或三個人。

我明白上面的道理某種意義上不道德。它只是政治現實，是需要考慮的東西。公義有它的價值，良心也應該有。但這個世界上很多選擇題本來就沒有兩全其美的答案。如果有那樣的答案，我想大家都會洗耳恭聽。如果沒有，大家共同的未來怎樣都比一些人的過去重要。

美國總統選舉成績出爐後，我讀了來自四方八面的文字，包括不少特朗普支持者的見解。讀完後，有些感想揮之不去。

有人事後孔明地說：很多大馬人不懂美國國情。雖然美國海岸線城市地區比較崇尚自由，並討厭特朗普那樣的人，但這些人是少數。相比下，無數美國內地「沈默的大多數人」遭到體制遺忘，他們文化上保守，不在乎女性和讓少數群體的待遇，並對自由派主導、充斥著政治正確的政治體系十分不滿。所以，他們果斷投票給為他們發聲的那個人。

先撇開一些人有著支持希拉里或自由主義是因為不懂「大部分」美國人心聲這種怪邏輯（所以我們決定反伊斯蘭法挺世俗國，還要看鄉下「大部分」大馬人的政治立場是嗎），我覺得這說法有漏洞。自由派在美國不是多數，但把票投給特朗普的人一樣不是多數。差不多一半美國人沒有投票。他們有些可能支持特朗普，有些可能支持希拉里。更多人可能對兩者都反感或無感。而且特朗普當選是因為選舉人團制，投票給希拉里的人比投給特朗普的多。

另一個這兩週常見的說法是，這次美國選舉證明了美國人其實最關心經濟，他們根本不在乎身分政治（如兩性平等和種族）。但投票日出口民調顯示：年均收入少於5萬美元的美國人中，有52%投票給希拉里，41%投票給特朗普。相比下，年均收入超過5萬的則有64%投票給特朗普，47%投票給希拉里。換句話說，特朗普支持者經濟上不比希拉里支持者困難。而且我們也不能排除種族因素：有58%白人投票給特朗普，只有8%黑人投票給特朗普。

很明顯，經濟不是這次選舉的關鍵。種族這老問題老是陰魂不散，特別是奧巴馬上台後，一些白人開始覺得美國不再屬於他們。

不過事情沒這麼簡單。城市社會和鄉下社會之間嚴重缺乏交流，在這次大選中也成了美國社會不再可以無視的現象。

美國海岸地帶的城市地區通常比較富裕和文化多元，除了黑人比例較高，也有很多中國、韓國和拉美的移民。這些人歡迎全球化，因為他們很多從事服務業和貿易，而不是生產業。全球化能給他們帶來工作機會。所以他們很多都支持希拉里。美國中部地區人口則幾乎都是白人，他們很多依賴生產業，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除了市區一部分有錢白人，這些人便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

一些人試著從特朗普支持者的角度看這次大選，他們說，特朗普當選是因為美國政府忽略了國內一大群人民，引起這些「被遺忘」的人不滿。我同意美國自由派和媒體不夠關心特朗普支持者的意見，而民主黨一些政策如奧巴馬醫改也有缺陷，引起很多人不滿。可是，對於一些人說美國現狀是城市菁英、自由派媒體和民主黨與社會脫節所造成，我覺得這說法不全面。

以前讀媒體系時教授講過：大馬政治現狀無關種族，只是政客把社會階層衝突包裝成種族問題。我現在傾向於覺得，社會階層矛盾才是美國這場選舉的關鍵。但是讀了很多特朗普支持者寫的東西後，我也不能無視一點：他們確實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問題歸咎於種族和移民。

例如，特朗普支持者常在網上用奧維爾的《1984》來描述民主黨政府提倡那種滿是政治正確的輿論風氣，說自由派不允許他們說出眼中的社會事實。他們常說自己不過是敢於講出真相，並說自由派主導的政治體系嘗試隱瞞這些真相。哪些「真相」？例如少數群體時常犯罪、貪得無厭、得到各種不應得的福利；例如女人已經比男人更多權益，而且打著女權旗幟爭取同情。

他們抱怨，每當他們說出「真相」時，就會被政府、城市菁英和媒體標籤成種族份子、性別歧視者。確實，特朗普支持者有各種合理擔憂，包括經濟上的。但他們很多人把這些擔憂轉換成對其他群體的憎恨，雖然他們未必覺得那就是歧視。所以，單單把這股怨氣歸咎於經濟或歧視都不全面。種族歧視未必是病根，但絕對是症狀。

特朗普支持者很難明白，雖然他們日子很苦，但他們還是受政府保護最多的一群人。他們看見一些移民比自己成功，所以覺得不公平。但政府就算沒有直接幫助他們，也並非阻斷白人出人頭地。少數群體卻擔心會不會被新政府趕出國，或被種族主義分子攻擊。白人抗議奧巴馬政府企圖搶走他們的槍支，黑人卻擔心會不會給警察或鄰居開槍打死。現在，這些把特朗普推上台的選民反過來要少數群體體諒自己，而且竟有一堆在我國是少數族群的大馬華人看了特朗普支持者的片面說詞，就以為懂了美國社會全部真相，唉。

少數群體的遭遇難道不需要正視？跟支持特朗普的白人不同，他們不只面對經濟問題。但我不是說黑人、拉美裔和女性的遭遇才是問題，特朗普支持者的就不是。美國自由派很少感受中部地區的生活，對這些人的感受渾然不覺。更糟的是，自由派常指望每個人都追隨政治正確，不服從就是種族分子或大男人主義。這不只顯得對人間疾苦不敏感，在很多人眼裡還十分霸道。

美國中部地區白人擔心工廠即將倒閉、自己恐怕失去工作時，自由派卻在電視、報紙和網上說教，叫他們尊重黑人、移民、穆斯林和女性。（這就好像我國民聯曾在砂洲和鄉下競選時強調反種族主義、宣傳種族和諧。）自由派壟斷了美國主流媒體，並在媒體上把那些歧視其他族群的人當笑柄，忘了他們嘲笑的人也在看電視讀報紙。因此你能怪特朗普支持者覺得政府偏袒移民嗎？他們懷疑主流媒體已經被收買、相信民主黨想把美國變成移民天堂。他們覺得不得不搶回國家主導權。

可是，特朗普支持者跟他們口中那些菁英一樣沒有理解其他群體的困境。他們住在白人集中的地區，左鄰右舍是白人，很難明白一個黑人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是怎麼一回事，也不知道黑人找工作比白人難。大家日子都不好過，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小小世界。

這是缺乏交流的惡果。

看看周圍，大馬也有同樣情況。反對聯盟支持者集中在文化多元的城市，國陣和伊黨支持者集中在馬來人為主的鄉下。這兩個大馬一直很少互相接觸，對彼此感受渾然不覺。所以我們該認真看待美國人的決定；希聯如果想贏，可以拿希拉里當反面教材。

政黨和政客總會討好那些對自己有利的選民。有時，政客會用很有問題的手法爭取人心，例如特朗普把一些人的焦慮轉換成仇恨，希拉里過於強調身分政治。但他們都是利用一些早就有的不滿。這些選民的遭遇和情緒難道因此比較不真實嗎？他們之間的矛盾，是不是幹掉體制就會解決？

不會，摧毀體制也不能解決。特朗普支持者將發現世界已經不一樣，多元社會和自由貿易不是建道牆就能阻止。自由派人士也將明白，要說服人就必須放低身段。但飯已成粥，接下來全看這兩個美國能不能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