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another rakyat

古人用禽獸來形容壞人。今天我們還是會把不道德的行為講成獸性，仁慈善良等優點則是人性。以前動物在人類眼裡分成兩種，即可以吃的，和會吃人的。前者沒有性情可言，畢竟人怎麼會吃有感情的東西？後者吃人，自然是邪惡的。

這些對動物的看法正在改變。或許因為人們越來越常養寵物，很多人又對文明失望，今天覺得動物比人善良的人也很多。今天流行的一種看法是，動物都是善良和平，想破壞這美好的，則是暴力無情利益熏心的人類。我們不只殺死動物，彼此之間也互相殘殺。

1960年，動物行為學家珍·古德（Jane Goodall）深入坦桑尼亞的森林觀察黑猩猩時，她或許也是這麼想的。她回憶錄中寫道，她頭幾年和黑猩猩一起生活時，也相信黑猩猩性情上就像人一樣，「但比我們善良一些」。這符合多數人對黑猩猩的印象：它們就像小孩子，都是嬉皮笑臉，聰明又有點淘氣。這麼可愛的動物，怎可能做出人做的各種壞事呢？

1837年，英國倫敦動物園新來了一隻名叫珍妮的人猿，引起一陣轟動。倫敦市民紛紛湧進動物園，看這隻稀有的動物。其中一個到動物園看人猿的人，便是後來發表進化論的達爾文。

達爾文驚訝地發現，珍妮可以表達高興、恐懼和憤怒的表情，行為上就像個人類小孩。「難道動物也有人的喜怒哀樂嗎？」兩年後達爾文的大兒子威廉出生時，達爾文決定在筆記本裡寫下《嬰兒的自然歷史》，作為威廉的活動記錄。他不斷拿兒子和猩猩比較，發現人類孩童的喜怒哀樂和行為都和猩猩沒有差別。達爾文覺得自己的想法又一次得到了驗證：動物和人有相同的感受。

這想法在當代很有爭議性。人們很抗拒接受「人是一種動物」，總是致力尋找人的特別之處，所以也不承認動物跟人一樣有感情。特別是那個因為講了「我思故我在」而出名的狄卡斯特宣稱禽獸都是「沒有思考能力的機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西方學術界普遍相信動物不會有疼痛或喜怒哀樂，只會無意識地覓食睡覺和交配。很多科學家以「動物沒有意識」為藉口，用動物做了很多很殘忍的科學實驗。

多年後，珍·古德長期在野外觀察，發現一個讓學術界震驚的事情：

黑猩猩懂得使用工具。

這之前學術界普遍同意，人和其他動物的差別是「人類能製作工具」。古德發現黑猩猩也能製造簡陋的工具後，她的老師路易斯·李奇（Louis Leakey）說：

「我們現在必須重新定義工具，或者重新定義人。不然我們就得承認黑猩猩是人。」

古德還發現，黑猩猩在各方面的行為如社會關係、情緒表達和智力都和人相仿，而且有各種被認為人獨有的心智特性。幼年黑猩猩和人的小孩一樣愛玩，而且充滿好奇心。

但最讓古德吃驚的是，她發現黑猩猩不只有人優秀的一面，例如互相幫助、展現同理心、對子女十分慈愛，它們也充分展現了「人性」中黑暗面。黑猩猩可以像人那樣互相欺詐，甚至互相殺戮。

古德在坦桑尼亞貢貝溪國家公園觀察黑猩猩時，目睹了兩個黑猩猩族群之間的暴力衝突。在四年中，其中一個族群的雄性黑猩猩有系統性地將另一個族群的雄性黑猩猩全部殺死，隨後占據了它們先前的領地。古德非常震撼，這是她第一次見識到黑猩猩行為的黑暗面。她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多年來一直在掙扎着接受這個新知識。夜裡醒來時，恐怖畫面常在腦海中浮現——賽旦（一隻黑猩猩）把手窩成杯狀，喝從斯尼夫傷口中湧出的鮮血；平時頗為和善的老魯道夫起身把一塊四磅重的巨石砸向戈迪躺在地上的身體；約米奧從戴的大腿處撕下一條皮膚；費甘一遍又一遍擊打着歌利亞孱弱而不斷顫抖的身體，而後者是前者的童年英雄之一……」

今天科學家已經更了解黑猩猩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黑猩猩的社交生活包括很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每一隻黑猩猩平時都在努力建立自己的聯盟，以便必要時團結在一起，把對手殺死。雄性黑猩猩經常會組成巡邏隊，當它們遇上別個部落的黑猩猩，如果對方孤身一隻，或者數目明顯敵不過己方，它們就會襲擊它，然後把對方殘忍地謀殺。

黑猩猩是跟人血緣最近的動物，人和黑猩猩的基因只有略多於百分之一差別。黑猩猩殘暴的性情反映了一個殘酷可能：或許世界不是因為文明變壞，或許殘暴一直都根深蒂固於人性？

也許黑猩猩的行為證明禽獸果然禽獸？動物不是人，所以生性野蠻？但人也沒比黑猩猩進步。我們謀殺同類發動戰爭，黑猩猩做過的暴行人都做過，而且用更先進的工具，做得規模更大。而且所謂「人性」中優點，如對家人慈愛對同伴忠誠、同情弱者互相幫忙等都是黑猩猩也有的性情。它們有人的黑暗面，但也有人光輝的一面。說白了，黑猩猩有「人性」。

讀到這裡，一些聰明的讀者可能會說：但不是所有的猩猩都這麼暴力，例如黑猩猩的近親倭黑猩猩（Bonobo）不是以溫和性情（和濫交）聞名嗎？它們和黑猩猩的差別其實也可以作為人類社會的一面鏡子，讓我們明白和平社會的由來，以及和平是多麼難得。這有機會再講！

我年紀很嫩時喜歡過一個哈韓女，跟著哈韓了一段時間。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聰明和有音樂品味的一個女生，會著迷於在我這種門外漢看來沒什麼內涵的音樂。結果聽著聽著竟然也喜歡上了。

那段日子不長，我後來也很快脫離了韓流世界。但它讓我領悟了一些事情。

我不知每一個韓飯和他們偶像的故事。人人都有自己喜歡的特別理由。但我覺得，很多韓飯不是單純喜歡偶像或音樂，而是追求粉絲間互相取暖的體驗。粉絲享受著團結在一起的感覺，大家會唱同一首歌、知道愛豆生活上某些細節，彷彿有共同點。

韓國流行音樂十分商業化，藝人的品牌定位、作品宣傳形象塑造甚至公開場合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經紀公司精心設計，很少反映藝人的個人。彷彿先有團隊或藝人，然後再有扮演藝人的人選。這些人選經過嚴格培訓，每個動作口中出來的每句話都一定要符合粉絲對偶像的期待。

這樣看來，與其說教主製造了信仰，不如說是先有信徒再選出教主。有些人從藝術角度欣賞音樂，但音樂更常是種社交體驗。偶像是因應粉絲的價值觀而生產，我們選擇相信偶像代表自己的價值，而他的每一個粉絲都跟我相信同一套價值。偶像夠不夠誠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信徒號召在一起。樂迷就算不曾相遇，彼此間也會覺得親切和志同道合。

今天很多團體藝人都以某些價值為主題，如搖滾精神玩世不恭，如特立獨行女孩自強憤世嫉俗。商家用價值觀包裝藝人，音樂從藝術昇華或降級為品牌信仰。

在這方面，音樂跟足球有點像。我不是球迷，有一次為了廣告項目，必須向球迷理解足球。讓我一頭霧水的是，這些球隊一直在換隊員，但球迷對球隊忠誠不減。同一球隊的球迷就算不認識對方，也會覺得彼此有微妙的共同點。

美國喜劇演員傑里·宋飛（Jerry Seinfeld）一針見血地形容了球迷。他說，球員總是來來往往，留下一堆球迷在支持穿著那件球衣的人。「球迷實際上忠誠於穿在自己身上的球衣。他們看球時起立，鼓掌，吼叫，是希望自己身上的這件球衣擊敗另一支球隊的球衣。」

「最終，球衣才是我們歡呼的對象。」

因為人類如此忠於群體，在一場辯論裡，我們很少用理據說服對方。我們的立場經常是為了凸顯自己屬於哪個團隊，如「我是開明的自由派」「我相信科學和理性」「我是虔誠穆斯林」「我熱愛華教」「我討厭國陣」「我是推翻舊秩序的青年」，或更常純粹是「我支持我朋友」。理據是換來換去的球員，身上球衣才是重點。當我們已經表明自己穿哪件球衣，便很難公開改變立場了。

每個群體都有一套信仰，一套辨識同類的試金石。以粉絲群為例，可能是愛豆生活上一些「粉絲才懂」的細節。外人難以理喻，會說這些細節根本是經紀公司設計的宣傳。但對粉絲來說，它是種共同語言。你說你相信，就證明你屬於大家庭。

這種群體信仰可以解釋一些有違常識的立場。例如為什麼今天美國保守派不信全球暖化？很多人不是真的不信科學，而是採取偏激立場來表明自己是貨真價實保守派。質疑群體的立場就是叛教。其實我們認真想一想就會發現，全球暖化議題無關保守派的價值觀。同樣地，所謂左派右派針對很多議題的立場，從價值觀上來講不是必然。

不到幾十年前，美國主要還是左派在積極反對墮胎合法化，因為墮胎違反了左派每條人命都有價值的教條。後來1970年代羅訴韋德案時，民主黨因為不想得罪自由派聯盟中越來越有影響力的女權運動，才開始不反對墮胎，後來甚至逐漸從女權角度出發，成為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政黨。

好玩的是，共和黨一開始反對墮胎，是因為覺得羅訴韋德案中最高法院越權，不是為了保護胎兒性命。今天很少有左派反對墮胎或右派支持墮胎。但如果不是羅訴韋德案，今天美國說不定是保守派挺墮胎左派反墮胎，兩派都一樣會有很多理論支持這些立場。

很多本不黑白分明的事情，因為人人急著選邊站，就變成雞同鴨講。人人為了強調自己站在哪一方，不惜扭曲對方意思。靠邊站不是理據說服了我們，而是「身為左派，此事稍微關係到女權，我怎樣都必須站在從女權角度出發的一邊」，所以無視事件其他合理的角度。

很多時候我們喊口號妖魔化對方感情流露無視事實，有一部分是要說服別人和自己：我是同溫層一員，我們有共同價值。我們心知肚明事情不簡單，但討好同溫層遠比知道真理重要。真理越辯越明，大概是我聽過最好笑的一句話。

這叫人沮喪，但萬事有兩面。共同身分本質是排斥異己，有時造成可怕的集體暴力。它還會讓群體淘汰那些立場不夠堅定的信徒，於是越走越偏。但共同身分是把雙面刃。當一個群體有共同信仰，信徒就能團結在一起，做各種偉大有意義、超越個人的事情。例如以信仰的名義行善，例如把全民利益放在個人之上，如各種爭取群體權益的運動，如相信這國家的價值。是否謹慎使用這樣強大的感情，不只要看操縱者的動機和智慧，也要看群體警不警惕。

很多大馬人覺得馬來話沒用。不像英文和中文是國際語言，一出國就很少機會講馬來話了。但是很奇怪，很多大馬人學法文日文韓文，不過一走出日韓，其實也沒很多人講日語韓語呀。

馬來話是國語，我們喜不喜歡都學了。但是它在國外也不是沒用。美國國際語言暑期學院（SIL International）2015年發布的統計講，如果把馬來文的分支—印尼話（Bahasa Indonesia）算進去，馬來話是全球第六多人講的語文，雖然它不是大部分使用者的母語。根據這個統計，講馬來話的人口還多過講法語、日語、德語或韓語的人口。（雖然以日語為母語的會比以馬來文為母語的人多。）

我不是講學韓語浪費時間。語文魅力不只看多少人講。例如韓流軟實力讓人想學韓語，例如中文是打開文化寶庫的鑰匙。從這個角度來看，馬來文有什麼魅力呢？以我所見在於它自古以來作為一個貿易的通用語，因此它簡單靈活多變，善於吸收外語的詞彙，這點十分有趣。

馬來話是印尼一千八百多個島嶼的唯一共同點，從繁忙的雅加達到新幾內亞的偏遠地區都通用。印尼人口龐大，有全球第四多人口，是在中印之後下一個崛起的隱形巨人。它是東南亞老大，也是全球最大穆斯林國家。因為地緣關係，印尼對大馬的影響不亞於中美。

如果我們對印尼印象還停留在女傭之國，我想應該重新認識她。蘇哈托下台之後很多印尼人已經開始有錢，龐大人口化為全球增長得最快的消費市場之一。如果會講馬來語，那是可以好好利用的優勢。

印尼是千島之國，有700種語文。為什麼印尼國語是馬來語呢？

印尼最大民族是爪哇人，爪哇人講的是爪哇語（跟用來書寫馬來文的Jawi是完全兩回事）。爪哇語是約42-48%印尼人的母語。相比下印尼只有約5%人口以馬來話為母語，主要在蘇門答臘。如果國語是最大族群的母語，印尼的國語應該是爪哇語才對。

上面提到馬來文容易學，因為它生於貿易。古時後來自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方的商人在馬六甲這些東南亞港口買賣，他們需要一個容易學的共同語文，來方便溝通。馬來語提供了這個方便。是哪裡的商人都好，來南洋前都會先學好馬來語，以便和來自各個國家的商人做生意。

因為有很多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在用，馬來文自然發展成一個很好學有彈性的語文。它文法簡單造句隨意用詞經濟，不像英文有分時態，不像法語阿拉伯語的名詞分陰性陽性。它參雜了四方八面的詞彙，是個語文大熔爐。

所以，馬來話成了南洋市集上通用的語文。印尼獨立時雖然很少人母語是馬來文，但大家都會講。例如一個爪哇人在家裡講爪哇話，但是她會用馬來文在巴剎向一個布吉斯人買菜。

身為移民，華人剛剛到印尼時學的第一個語文就是馬來話。只要會馬來話，去到印尼哪裡都可以做生意。所以華裔生意人成了馬來話在印尼的主要推手。檳城研究院的阿爾塔夫（Altaf Deviyati）就有寫到，19世紀末印尼華人創辦了很多有影響力的馬來文報紙，例如《馬來喇叭報》和《東星報》，在推廣馬來文文學、增加當地人民識字率方面有很大貢獻。

雖然馬來話得到廣泛使用，它只是很少印尼人的母語。差不多一半印尼人的母語是爪哇語。為什麼不叫另一半印尼人也學好爪哇文呢？
 原因是要給國家團結。

爪哇人是印尼最大族群，但只有爪哇人會講爪哇語。將爪哇語立為國語會令少數族群更加覺得政府偏幫爪哇人。（之後蘇哈托政府大肆推廣爪哇文化，還嘗試通過教育和移民政策同化整個印尼，但那是之後的事了。）馬來文不只被廣泛使用，它也不是主要群體的母語，這點政治上很重要。

另外，爪哇語非常難學。如果爪哇語成為國語，少數族群可能國文差考不上大學，出社會找吃難。他們經濟上可能輸給爪哇人，族群間更不平等，最後一定會有衝突。

但是最特別的理由是，爪哇文是個階級意識很強的語文。爪哇人跟長輩或貴族講話時，他們用的詞彙會跟和一個工人講話時完全不同。相比下講馬來話不需要在乎對方貴賤。蘇卡諾一眾建國者雖然是爪哇人，但他們也是篤信人人平等的左派，所以他們決定不以封建的爪哇語為國語。

講了這麼多，我們來看下很多人想問的問題。我國國語也是馬來話。馬來話在印尼的個案可以給大馬人什麼啟示？

我給不到答案，我覺得大馬和印尼國情不同。馬來話在大馬是多數族群的母語，也是不同族群之間溝通的語言。如果我國像印度，以殖民者語文（英語）為兩個國語的其中一個，會不會幫助國民團結？很難說，我們也必須考慮民族主義等因素。

但語文的故事因此精彩。最終一個民族選擇使用什麼語文，很多時候反映了又複雜又尷尬的歷史和國情。我們或許不會從他國經歷得到答案。但我們至少可以將它當成有趣的故事來看。

英國演唱會恐怖襲擊後，《紐約時報》在推特分享了一名讀者的留言。讀者說：

「唯一理智的回應是向死者致敬，然後繼續過日子。恐怖襲擊無法根除，只能減少。減少恐襲需要勇氣和理智。既沒有勇氣也沒有理智的人，最好是安靜點，以免讓情況更糟。」

幾乎所有網民看了這名讀者的評論都很生氣。他們覺得，這種心態等於向恐怖份子妥協。我也覺得這則留言不敏感，不過，我懂他出發點。留言者沒好好解釋他為什麼會這麼說，特別是「恐襲無法根除，只能減少」這段。這讓聽者誤會，以為不把恐襲當一回事。

但他說的沒錯。恐襲無法根除，只能減少。

我們做得再多都好，都無法完全阻止恐襲。這不是因為沒努力。各國政府平時都做各種預防措施，包括在機場落實嚴格的安全檢查，或和其他國家交換情報，逮捕可疑人物，遏止極端思想通過網絡蔓延。情報單位常挫敗恐襲的陰謀。為了避免公眾驚慌，通常低調處理。

我們迷信投入多少資源就能換來多少安全，但現實不那麼簡單。政府如果積極反恐，可以挫敗轟炸國會的陰謀，因為國會是明顯的目標。飛機也是明顯目標，所以我們近年還有聽說有人成功騎劫飛機嗎？但反恐單位只能保護明顯的目標，只可以挫敗規模大的陰謀。

假設一個人很純粹是在新聞節目上看到IS的恐襲，然後受到啟發。他沒跟任何人討論計畫，自己在家做了簡陋的土製炸彈。然後走到菜市場，炸死自己跟幾個小販。當局要怎樣預防這情況？

就算以後警察檢查每一個到全國任何菜市場買菜的人好了，進出巴剎要搜身。如果下個獨狼式恐怖份子決定炸茶餐室呢？馬拉松大賽？茨廠街？劉蝶廣場？如果襲擊者不用炸彈，而是用菜刀？病毒？這不只不是投入資源就可以預防的，如果真要反恐至上，我們不會有正常日子過。

如美國東北大學國家安全專家弗林（Stephen Flynn）講的，很少有政治人物敢說「恐怖攻擊很難預防」這種真心話，因為他們不想被視作懦弱。弗林告訴《大西洋月刊》，政治人物總是過於誇大消滅恐怖攻擊的期待，而當恐襲真的發生了，人們就會對政府信心動搖，然後政府就會更大動作地防恐、對人民開出更多做不到的承諾，如此惡性循環。

每一分投入反恐的資金可以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例如用在建華小醫院MRT，或去預防比恐襲常見百倍的犯罪，如殺人打劫強姦人口販賣大耳窿。這些犯罪每天都發生，恐襲相對罕見。如果專心反恐而不是打擊更平庸的犯罪，或去做一個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嚴重不分輕重了。

近年IS等恐怖組織都善用媒體，來向潛在支持者宣傳理想。他們不需要殺死很多人，只需要在錄像機前殺死一些人，講一些很浮誇的話，視覺效果越震撼越好。當晚全球的報紙和電視都會大肆報道這件事，大大幫助了恐怖份子引起眾人恐慌的目的。而且媒體也讓那些潛在的恐怖份子看到IS是多麼風光，殺幾個人就可以上報紙頭版，宣傳理念。所謂獨狼式恐怖份子，很多就是看了電視後有樣學樣的人。

恐怖份子之所以發動恐襲，而不是帶著千軍萬馬來攻打我們，恰恰說明了他們勢力薄弱，在龐大的國家機構面前傷害力不大。但他們要讓活著的人害怕，讓群體互相指責，讓人民對政府保護自己的能力和意願失去信心。為什麼我們總是讓他們成功呢？

說真的，我們之所以特別注意到恐襲，恰恰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和平時代，讓暴力因為罕見而引人注目，不是嗎？在一個暴力比較常見的社會，人們不擔心恐襲，而是猖獗的普通犯罪，和永無止境的戰爭。

《大西洋月刊》最近有文章說，俄羅斯人不像美國人那樣對恐襲反應過敏，因為他們習慣了來自車臣分離份子的恐襲。俄羅斯有在敘利亞反恐，以凸顯俄羅斯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但俄政府對國內恐襲一般平淡處理。對俄羅斯人來說，恐襲像交通意外那樣不值一提。

另外，反恐和保護公民自由這兩個目標總是互相抵觸。一個民族往往為了預防那發生率一點也不高、根本不可能徹底預防的的恐襲，而選擇永久犧牲掉各種各樣的自由。例如批評政府的自由，例如集合的自由，例如在WhatsApp裡面想講什麼就講什麼的自由，例如把爛政府拉下台的自由。

值得嗎？我們被車撞死或者被劫匪刺死的機率，遠遠高過給恐怖份子炸死的機率。犧牲掉那一堆自由沒有讓我們安全多少，還讓掌權者得到近乎無限的權力，讓他們可以繼續把我們的日子弄得很慘。

死於恐襲的人遠遠少過給車撞死、在沖涼房摔死或者心臟病爆發而死的人。就算恐襲無法根除，我們都還是很安全很幸運。我隨便出個門就有給車撞死的風險，或者給人搶劫，在家則可能給衣櫥壓死。恐襲也不是不可能發生在我身上，雖然機率渺茫。但我生活在十分和平的環境，至少相對而言是那樣。

的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預防恐襲。但是身為人民，我們能確保恐怖份子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恐怖份子的實力最多就只夠他們展開恐襲，他們無法佔領我們的國家，不應該能夠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除了譴責他們的行為，我們能做的就是紀念受害者和繼續過日子，確保恐怖份子死得一點都不值得。

我最近看到一則新聞，講瑞士一對穆斯林父母不給女兒上學校的游泳課。這對父母說，游泳課現場有男生，對他們來說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結果瑞士當局指控這對父母違反家長責任，下令罰款1400瑞郎（六千多令吉）。

家長很生氣，把瑞士政府告上歐洲人權法院。但今年較早，法院宣判瑞士當局決定沒錯，駁回了女孩家長的要求。

我想起另一起風波。瑞士當局曾經暫停一個穆斯林家庭的入籍審批程序，理由是這家人兩位男孩不肯跟女老師握手。握手在瑞士是基本禮貌，當局覺得這家人不積極融入瑞士社會，不配拿公民權。

很多人覺得強迫移民入鄉隨俗是歧視。但對瑞士政府來說，保障宗教自由比不上促進男女平等、增加移民語言能力等重要。不論種族信仰，學生應該一起參加活動，不可以因為家長信奉某些宗教就搞到孩子不合群。

瑞士人口有25%是外國人，是全球外國人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不過，瑞士對移民入籍規定很嚴。申請人需要在瑞士生活12年以上、需要遵紀守法，日常生活要入鄉隨俗，鄰居對移民的入籍案還有份話事。今年初瑞士公投，決定讓第三代移民自動入籍，但一般移民申請護照還是很難。

瑞士這麼做有時有問題。判斷一位移民有沒有充分融入社會的標準很主觀。例如來自荷蘭的動物保護人士霍爾頓（Nancy Holten）反對給牛隻戴沈重的牛鈴，結果當地居民說她不尊重當地文化，投票否決她的入籍案。也有有移民少打招呼，鄰居覺得他們不合群，結果拿不到公民權。

既然有這般問題，為什麼瑞士政府要確保移民融入當地社會呢？井水不犯河水就好了啊。

問題不是移民的文化本身。瑞士人相信國家可以有各種文化，但需要有全民共享的價值觀。例如，瑞士沒要求穆斯林放棄宗教和全部文化。但穆斯林人口越來越多，如果移民不接受男女平權和世俗主義這些關鍵價值，遲早會有衝突。如果移民因為語言不通和信仰給社會排斥或找不到工作，那他們更可能走上歧途。

從這角度來看，多元文化社會是一項和平協議。雙方都需要付出，少數群體必須尊重和服從國家核心價值觀，來換取國家保護和尊重少數群體。

上述情況實在很難拿捏。規定移民入鄉隨俗會被視為歧視或搞文化滅絕。可是政府如果傳達錯誤訊息，讓人覺得針對某些族群，就可能間接承認或加強了一撮右派人士「某些文化很暴力所以需要同化移民」的種族主義主張。這需要小心處理。如果說是要維護國家價值觀，少數群體也需要對建立國家價值觀有熱誠和貢獻，那是比較妥當的信息。

近幾年中東戰亂造成難民潮，還有伊斯蘭恐怖主義盛行，人們想到反移民就想到穆斯林極端份子。加上一些穆斯林對生活環境要求高，甚至指望非信徒配合，常顯得不合群。

但我們別忘了，華人、猶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等都曾是（或還是）排外對象，例如印尼曾經排華。排外情緒自古已有，唐朝就有過漢人屠殺波斯商人。為什麼我們容易討厭移民？難道只是因為膚色不同，或諸教水火不容嗎？

心理學者海德特（Jonathan Haidt）在《為什麼民族主義打敗全球主義》一文中引用史坦拿（Karen Stenner）關於威權主義的理論。史坦拿發現，很多人平時不抗拒外來者，樂意包容其他種族。但當這些人覺得世界在變，覺得熟悉的一切陷入危機，他們的威權主義傾向就會「啟動」，變成民族或宗教份子。他們開始支持強人，支持強硬地移除威脅。很多本來開放的社會一瞬間就變得排外。

海德特說，如果移民人少，很少會跟當地人關係緊張。就算人多，如果原居民覺得移民積極融入當地文化，擁抱當地語文、價值觀和習俗，原居民不但不會抗拒移民，甚至覺得自己文化受人嚮往而自豪。他們會很歡迎移民成為自己人。

法國新總統馬克隆就懂得這道理，他去年演講時這麼說：

「我們需要以身作則，讓所有穆斯林公民因為自己是法國人所以驕傲。這驕傲一定要更甚於他們身為穆斯林的驕傲。」

馬克隆明白，國家必須有一個大於族群的身分，必須有值得全民自豪或願意奮鬥的東西。這可能是國家、文化、語言和歷史，可能是共同的價值觀。

當一個國家團結不到人民，那國家就將衰落。

愛國有黑暗面。政客常利用民族情緒，讓人民支持政府的邪惡行為。但我們需要屬於全民的歸屬感。在多元文化國家，當國家有各種大於國家的身分認同，如宗教和種族身分，這對團結是龐大挑戰。

說說大馬吧。2015年默迪卡民調顯示，60%馬來人優先認同自己是穆斯林，其次才是大馬人和馬來人。至於華人，我們雖然對自己作為「大馬人」的認同比馬來人強，但也有族群自豪，把華夏文化視為族魂。不同種族各講各的語文，各混各圈子，很少交流。

更糟的是，我們把其他種族看成對自己身分和價值觀的威脅。多數馬來人不是宗教狂熱份子，但他們成長在穆斯林社會多過在多元文化社會。近年我國政治刮反風，很多馬來人覺得其他文化在威脅自己熟悉的世界。所以他們支持伊斯蘭法，來保障穆斯林社會。華人也是那樣。我們害怕失去中華文化，嘗試用華教捍衛成長環境，把馬來社會日益嚴重的伊斯蘭化視為華人文化殺手。

在價值觀和理念上四分五裂的社會，大家本來都想井水不犯河水。但互不信任會促使每一個族群爭奪更多政治資源，踐踏其他群體來避免自身群體不受侵犯。

過去兩年歐美爆發排外情緒，紛紛閉門鎖國。多元文化政策理想崇高，但拔苗助長反而枯死幼苗。如今看來瑞士做法是有爭議，但有它的智慧。多元文化問題不在文化是否有分優劣，也不是某些族群帶來危險。而是各族缺乏交流和共同身分，搞到互不信任。

此文開頭我提到，瑞士規定穆斯林移民要向當地文化妥協，才能拿到公民權。我猜很多華人讀者第一反應是拍手叫好。

但用回同樣邏輯，我們華人、印度人等少數群體是不是應該放棄族群文化，講國語寫國文，全面擁抱馬來社會主導的主流文化？

少數服從多數，對吧？

我知道這想法讓人不舒服。我也不覺得施行單一文化政策、強逼全部族群同化是好主意。大馬立國已久，各族依然在文化宗教語文和身分認同上很大差異。父母用中文方言把我們教大，年輕時聽港臺音樂。我們很難短期內放棄華人文化。如果政府要抹殺族群身分，我們會反抗到底。

可是如果不同化所有群體，我們能合眾為一嗎？

我贊成德國學者替彼（Bassam Tibi）講的。他說，國家裡不同族群可以有各自的特徵，但必須支持作為社會基本核心概念的領頭文化。在西方國家，這些基本概念是民主、政教分離、啓蒙思想和公民社會。

我國領頭文化該不該包括這些？還是像巫統等馬來政黨所講，應該建立在主流群體的價值觀上，即馬來穆斯林文化？還是我國各族文化有些共同的東方價值，能成為大馬文化基石？這值得思考討論。

我覺得不管怎樣，因為多元文化諸教並存的國情，大馬的核心價值觀必須保護全部族群，和促進國民團結。它必須包括政教分離。我國不能像沙地阿拉伯，以單一宗教為國家價值觀的基礎。

我們可以有各種文化，但各種文化之間一定要對國家方向有共識。怎樣走到那步？我只知道這不會容易，需要大家付出。如果必須愛這片土地，那先要耕耘讓她可愛。我們身為少數群體需要國文流利，一定要把國家放在族群身分之上。這不只是為了以後，也是馬來西亞公民的責任。

朋友J在WhatsApp群組分享一張摘自互聯網的圖表，講富人、中產階級和窮人對成功因素的看法。圖表下文字總結：

富者把成功歸咎於能力、努力和精神， 中產階級把成功歸咎於教育和運氣， 窮人把成功歸咎於欺詐、關係和初始資金。

我上網查過，發現圖表出處不明，資料好像沒有根據。網民都相信圖表是假的。但圖表之所以廣泛流傳，是因為它講中了很多人的信仰。

例如，我上網搜索看到《商業局內人》網站的一篇文章。文章第一句是：「大部分中產階級都不懂有錢人的思想，畢竟他們如果懂了，他們早就都成了有錢人。」

作者說：「是的，富人想法和行為都跟一般人不同。」他列出富人的特點，包括「富人的眼光放在長遠的未來」、「富人吃得了苦」、「富人有自信」、「富人相信金錢帶來自由」、「富人謹慎選擇朋友」。

這些東西有道理嗎？有，它們都是不錯的方針，我們可以學。但我們不該太迷信品行和成功之間的關係。

成功不成功不單純是因為一個人的想法和行為，它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如果我們開始覺得成功是因為品行，就會變得傲慢。我們會覺得成功是一種美德，以為一個人不成功、不變得有錢就證明他性格很糟糕。這樣我們會變成瞧不起窮人的菁英主義者。

以J為例，他抱著一種「努力才能成為強者，弱者都是好吃懶做」的看法。這讓他非常看不起那些他覺得「文化上比較沒有進取心」的種族，也看不起那些爭取平權的人。他覺得，就算是處於劣勢的人（例如女人、少數民族）都不應該抱怨，因為這些人應該努力改變自己的處境。

J是個努力和有實力的人，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學習。但他相對幸運。例如他家境不算好，但也不差，剛出來工作幾年不需要自己供養車子。有上進心的他並沒因此讓自己清閒。他拼命工作省吃儉用，賺到錢都用來買房。

我相信他會成功，而這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努力。但他究竟還是比大部分人幸運。他生活在一個還算舒適、有各種機會的環境，讀得起書，而不是出生在一個無底洞裡。

努力和能力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一個外勞每天從早忙到晚，從事一般人不願意從事的勞動工作。他絕對夠勤勞，絕對能吃苦。他相信金錢能帶來自由，因為賺夠了錢才能給自己贖身，說不定有一天存夠錢來開一家雜貨店。他其實很有頭腦，只是沒機會讀書。但他連證件都沒有，賺的錢少之又少，幾乎所有錢都寄回國給家人，出門都要怕警察抓，連簡單的傷口都沒錢看病而遭到感染。他也無法謹慎交友，他的世界只有建築工地那麼大。

他可能成功嗎？不是不可能，但機會很渺茫。

或者說一個很窮的殘疾人士M吧。他連看醫生都不夠錢，沒讀過書，沒有人照顧，連自理都不容易，最後被迫在茨廠街路邊乞討。我們假設M經過一家書店，看到一個奧地利殘疾人士V寫的勵志書。V也很不幸，沒手沒腳。但他家境不差，給得起錢動手術，上得起大學，買得起書本和電腦。V小時給人欺負，日子一點也不好過。可是他最終克服了殘疾，並不斷給自己增值，成了有名的激勵講師。

V值得我們學習嗎？值得。但如果這時有人送M一本V寫的勵志書，M讀了會有什麼想法？會說「他行我也行」？還是酸酸地說，成長環境果然很重要？

要不要努力全看自己，不努力就不可能進步。但成功的人除了努力上進，通常還有很多的天時地利，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幫忙。

這不是說沒有人真的是白手起家。因為生計所迫，因為沒有什麼好失去，確實有很多赤貧的人一點點累積資產，先開檔口後開店。這樣的人值得我們佩服。但他們如果生一場大病或者生意不成功，就很可能再次回到無底洞裡。

如果你不是赤貧，但同樣努力，你怎樣都比那個赤貧的人多一些機會。

古人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但越來越多研究顯示，有錢人的孩子長大後賺的錢會比窮人家孩子賺的錢多。史丹佛經濟學教授切提（Raj Chetty）和7位共同作者去年發布的研究就說，研究證明一個人成長環境會影響他日後的發展。這是因為一個成長環境相對良好的孩子，不論教育程度、健康活生活方式都會有優勢。

一個富裕家庭如果重視教育，從小灌輸孩子正確的觀念，而這孩子也跟父母一樣努力，那這家庭的後代日後肯定是人中之龍。他們可以創業而不怕破產，也可以勤勞地經營家族生意，越做越大。他們目光可以放得長遠。他們也有人際關係的優勢，例如做生意時有商場上的老手當顧問。運氣要把握，君不見無數富人的孩子揮霍財富，而不是好好經營。如果一個富人家的孩子勤於工作，並善用有利的條件增加資本，那他是聰明努力的人。

就算是家境不好的人，出頭的機會還是遠遠勝於一個赤貧者。多少窮人家把終生儲蓄拿來供孩子讀書？這也是資本。在重男輕女的社會，窮人家的男孩子會不會比女孩子更有機會出人頭地？或者，一個中國窮人家的孩子是不是起碼幸運過一個敘利亞戰區的居民？

我們的處境不完美，但還是有很多人比我們不幸運。處境好壞是相對而言的，總有人比我們慘。我們不應該因為自己努力然後成功了，就看不起那些比我們不幸運的人，以為他們的機會跟我們一樣多。

勝利者很容易陷入一種自滿。他們傾向於相信一切成就都是因為自己的本事和努力，忘了自己其實很幸運，忘了身邊很多人在幫忙。他們不會告訴你，成功之路是非常無情的戰場，有一百萬個跟自己一樣努力但不夠幸運的人死在戰場上。他們只會說，「我不過是比別人努力，只要你努力，你也會像我一樣」。

我讀過一項調查，指自認樣貌討好的人，更可能對社會不平等渾然不覺，而且自覺的帥哥美女更傾向於認同「有的人確實比較劣等」、「薪水多少反映了教育水平和技能」、「一些人幸運是因為他們比別人努力」等說法。眾所周知，跟成長環境一樣，長得好看也是一種幸運。它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社交潤滑劑。

但不管是外貌還是家境，幸運的人經常看不到自己的幸運，並喜歡相信自己的成功來自後天努力和能力。於是，他們開始覺得自己一帆風順是因為比其他人努力，變得瞧不起人。這種人我們都見多了，我們要努力避免自己成為那樣的人。

回到J分享的那張圖表。我看到圖表後這麼回答J：我們的確應該努力，應該給自己增值。但我們需要承認自己的運氣、教育和其他人的幫忙。同時我們必須明白，有的人確實受處境所困。所以我們應該慷慨一些，而不是變成自私傲慢得惹人生厭的人。

說到底，我們在努力上進的同時也可以學會體諒別人、樂於行善。當一個成功的人和當一個謙虛善良的人，不一定要二選一。

去年七月，一個叫瑪莉的Lyft司機當了一整天司機後小腹陣痛，面臨分娩。這時有乘客叫車，她決定先送那名乘客再去醫院生產。Lyft的公關團隊事後在網站上分享這則故事，把瑪莉平安生下的寶寶稱為「Lyft小姑娘」，結果引來媒體撻伐，《紐約客》更譏諷道：零工經濟（gig economy）鼓勵你做工做到死。

我們不知道事情背後的真正面貌。但它給了我們一則警訊：今天備受看好的手機叫車服務，如優步（Uber）、Grabcar等，或性質相似的共享經濟模式（如Airbnb）號稱幫人微型創業、令工作時間更有彈性，背後卻是剝削員工，以科技之名削減成本的現實。

《紐約時報》最近揭發優步利用心理學和行為科學影響司機的工作時間、地點和工時長度，app會在司機把乘客載送到目的地前顯示下一筆生意的資訊來鼓勵司機繼續開車，並用提醒功能鼓勵司機多開車，以賺取更多車費。為了鼓勵司機到特定地點工作，優步的一些男性管理員甚至假扮成女性，向男性居多的司機要求換地方，而且發現這一招很有效。

優步宣傳旗下司機是自行創業，能自主決定工作時間表，但它會利用心理遊戲誘使司機加長服務時間、滿足營業需求，而且這些司機在法律上不是員工，無法享有員工的權利，包括底薪、員工福利和通過工會向公司爭取權利的手段。

所謂零工經濟或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表面上通過科技鼓勵人們分享資源、從事更多元的工作，享受自己當老闆的感覺。薩特雅吉特 · 達斯（Satyajit Das）在《停滯的年代》中寫道：支持者把共享經濟包裝成一場崇高的社會運動，說它可以改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顧客不是得到廉價服務，而是獲得有趣的新朋友幫忙。但共享經濟需要大量廉價約聘員工隨傳隨到。如果將這些人錄用為全職員工，那優步這些服務會變得很貴，讓共享經濟模式不可行。

於是它發展成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在這模式裡，雇主不需要花錢請人，也不需要為員工提供福利。公司只需要開發app，通過app聘請成千上萬業餘的服務提供者，用app操控他們的行為，讓他們為公司的業務服務。共享經濟反映的是一種現象：在經濟疲軟的大環境下，部分企業利用自主創業的美好包裝模糊雇主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約聘關係，以剝削廉價勞工。

對很多服務提供者來說，靠優步等app賺錢是無奈之下的選擇。他們因為經濟低迷而不得不利用僅剩的空閒時間賺錢，哪怕機會再少、盈利再微薄。女友告訴我，她和幾個優步司機對話後發現他們都是公務員，因為政府預算縮水，影響他們的薪金，他們被迫尋找額外收入來源。

在這種經濟模式下，受到最大傷害的是利用這類app全職工作的人。他們工作時間長，有時因為其他業餘司機拒絕在先，不得不為了乘客的便利而載客，做虧本生意。手機叫車服務名義上是讓司機偶爾賺外快，但服務本身如果要有效率，旗下需要大量願意隨時載客的司機。可是把這些司機雇用為正職員工會大幅提高成本，於是便有了優步利用心理學和行為科學鼓勵司機花更多時間開車，準備接載乘客的情況。這些司機長時間在馬路上開車，承受車禍及其它突發風險，卻沒有任何一般員工應有的保障。

但優步、Grabcar等服務的存在是不是弊大於利？身為消費者，我當然希望馬路上無時無刻都有願意接我生意的司機，而且車費越便宜越好。手機叫車服務雖然不惜一切壓低勞動成本，卻正好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對司機來說，這種服務依然是一個比其它低收入工作更好的選擇。開優步總比開傳統德士好一些，對吧？

我國的傳統德士司機每個月需要工作29天，每天工作12小時，才有可能賺取三千令吉。他們每個月必須繳付千多令吉租借執照、再花二百五十令吉修車。這一切很大部分必須歸咎於政府的保護政策，而消費者得到的是糟糕透頂的德士服務。

優步、Grabcar等的情形和血汗工廠其實很像，兩者都有剝削員工的嫌疑。但員工之所以願意忍受不良的工作環境及過低的薪資，是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選擇。這種現象背後往往關係到整個體制。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商人會用最低成本滿足消費者，以賺取最多利潤。政府管理不當造成很多人收入不足，為企業提供大量低薪員工。關掉優步或血汗工廠不會讓情況更好——這些工人會失業，甚至會走上更悲慘的路。但我們至少可以為工人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

優步表面上是一場促進效率和便利的科技革命，但背後是無數司機的辛酸淚。這反映了整個科技行業的本質。雖然科技給我們這些日子過得舒適、給得起錢的人帶來便利，但便利是以窮人的汗水為代價。一部iPhone背後有多少低薪員工在組裝手機？在網上訂購的商品背後有多少低薪勞工運送？科技為勞動市場創造許多廉價的工作機會，同時也在摧毀它們。越發先進的科技令僱主能請更少員工，成千上萬的人因此找不到工作，直接造成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在全球崛起。

我們常把科技企業想像成改變世界的崇高角色，但推動科技發展的往往是想賺更多錢的念頭。或許是因為品牌效應，我們對蘋果、谷歌、優步這些企業都有些好感，覺得它們讓世界更加美好。某方面來看這是對的，但我們也必須正視它的成本。

今天優步令大量德士司機失業，使許多人有機會當司機賺錢。它讓我們不那麼依賴私家車，這是好事。但我們別忘了，今天優步和谷歌正在研發無人駕駛技術。等科技成熟，優步和谷歌就可以利用這項技術，把司機這筆成本直接省掉。

到了那一天，我們會歌頌無人駕駛，但成千上萬名優步司機會失去一份工作。當電腦科技進一步取代各種白領職業，如會計、律師及服務業，我們該如何適應這個現象在全球掀起的新一輪社會動盪？我們急於建立一個科技烏托邦前，必須先能回答這些迫切的問題。

我上陣子在臉書上抱怨一件我看不順很久的事情。我寫道：

「我不喜歡『後真相時代』這字眼。它暗示在這之前，人們做決定時在乎客觀的真相，今天才變得不在乎。但我不覺得那在乎真相的時代存在過。」

很巧地，我在這麼寫後第二天早上讀到《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裡面引述了達特茅斯學院政治系教授尼韓（Brendan Nyhan）的話，他說：

「『後真相』這說法有問題。它讓人以為曾經有段時期，那時政治討論是以真相為理據。但這『黃金時期』不曾存在。」

「人們自古以來四分五裂，並各自相信不真實的東西。今天又有什麼不同？」

簡單來說：真相時代不曾存在，何來後真相時代？

特朗普當選後，媒體常炒作後真相時代。媒體告訴我們，現在人們不像以前那麽在乎真相，所以說謊不眨眼的特朗普才會贏。《經濟學人》雜誌就寫道，在後真相時代裡真相淪為次要，人們不再驗證政客的言論是否屬實，重要的是「感覺真確」。

媒體還苦口婆心地告訴我們：就算是在這個真相受到威脅的時代，媒體依然會努力為我們挖掘真相！這牽涉到整個民主體系的存亡。《華盛頓郵報》在報頭欄上加了一個口號：「民主在暗夜中死亡。」《紐約時報》的廣告說：「真相前所未有地重要。」

換句話說：「請買報紙，因為只有我們會告訴你真相。」嘿嘿，這分明是老黃賣瓜嘛。

我支持傳統媒體在這個時代的骨氣，理解媒體人的心情。記者花很多時間和力氣去尋找每一件事情背後的真相，這是他們的工作。當特朗普總統呼籲人民不相信一切批評他的媒體，說記者是「最不誠實的人」，並散播各種虛假的陰謀論，以追求真相為理想的媒體人難免心灰意冷和憤怒。

但是，人類向來都不太追求真相，這是自古以來不曾改變的事情。關於社交媒體怎樣令我們只看到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以及人們為什麼難以改變立場、為什麼人們選擇相信假新聞等等，我在前幾篇文章中寫過，今天就不浪費版面了。

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解釋為什麼人們在大量資訊面前依然難以改變立場，提到人們的思辨能力是一種用來爭取支持、鞏固個人形象、增進群體團結的潤滑劑。結果那篇文章得罪了一些人，他們不相信人類不理性，覺得這種說法太武斷。甚至有人乾脆丟出「大部分心理學都是理據不足的」這種論點來反駁。然而同樣的論點也可以套用在經濟學甚至醫學上，如果萬事都這樣來終止辯論，我們就永遠只能活在訴諸無知的迷信中了。

扯遠了。其實當我們談一件複雜的事情，每一個人形容那件事情時會有很多主觀的看法，或者為了鞏固一方立場而搬出來的片面理據。就算是評論文章也是這樣。我堅信寫文章需要有立場，而我們其實不過是在宣傳和捍衛這個立場。我們需要明白自己的立場未必正確。但在被別人說服以前，我們必須讓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觀點從何而來。輿論的舞台從來就沒有一個真相，只有很多不同的主張，需要我們去比較，而這不應該是壞事。

當我們形容一件複雜的事情時，往往每一方的故事裡都有一些真相。我們沒必要急於靠邊站，因為每個人說的話或許都有一些用來支持個人立場的修飾，但同時都有真實的部分。就像瞎子摸象，我們要看一整頭大象形狀，而不只是聽瞎子說他們摸到的部位長什麼樣子。

所以，資訊時代的問題不是太多假消息這麼簡單。今天每個人都可以輕易找到各種半真半假的資訊，來支持自己的立場。例如，支持A政黨的人選擇相信一些關於政黨B腐敗的消息，而支持B政黨的人選擇相信一些關於政黨A腐敗的消息。其實政黨A和政黨B腐敗的消息都可能是對的，雖然消息裡有一些誇大或虛構的成分。同時，政黨A跟B或許都有一些貢獻，滿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所以雙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後真相時代不是一個新字眼。它雖然在特朗普時代開始盛行，但1992年就有人用這個字眼形容水門案時代以來的美國政治了。2004年，美國記者奧特曼用「後真相」來形容911恐怖襲擊後小布什政府的各種誤導性言論。但後真相這個字眼背後的概念肯定存在了更久，例如1949奧威爾在《1984》中就描述了一個人們被迫接受「雙重思想」、沒有真相只有謊言的世界。

資訊時代確實帶來了很多新的挑戰。例如，與其說是互聯網上越來越多假資訊，倒不如說是因為在資訊時代，任何課題無時無刻都有太多不同版本的片面真相在流傳。也不是說沒有一堆純屬虛構的資訊，但更難提防的是對一件真實事物的主觀描述：同一件事情資本主義的支持者會怎麼形容？自由市場的支持者會怎麼形容？保護主義的支持者會怎樣形容？共產主義的支持者會怎樣形容？基督教徒會怎樣形容？穆斯林會怎樣形容？這些人的信仰和意識形態到底哪一個是真理都是未知數，更別說這些立場所帶來的視角了。我們只能確保每一方都有發言權，並自行判斷他們的說法。

之前特朗普政府把赤裸裸的謊言稱為 alternative truth（另類真相），而引來批評者撻伐。確實，真相只有一個。如果我們計算一群人到底是多少人，算錯除外，最終數目只會有一個，算多少次都不該有另類版本。

可是，大部分事情不是這麼黑白分明，而是非常複雜多面，往往還摻入各方情緒。唯一比較黑白分明的是數字，但數字也有很多不同算法，和有很多方法與目的不同、往往有誤導性的呈現方式。

資訊時代沒有讓情況更糟，只是帶來了不同的挑戰。在資訊時代以前，每一群人都活在自己的小社群裡。因為缺乏交流，資訊又不發達，不同的社群彷彿活在不一樣的世界。社群裡每一個人都依賴同樣的資訊來源，而且如果個人看法不符合群體的立場，那個人可能遭到群體的懲罰。

今天依然有那樣的社會，朝鮮就是明顯的例子。朝鮮人很少有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去比較自己所知道的和別人有什麼不同，所以不太會懷疑政府提供的資訊。對活在資訊時代的我們來說，朝鮮人那樣到底是幸福的無知還是可悲呢？我想答案會因人而異。

因為物以類聚，每個人的朋友圈都有一定的政治偏好，都對某些事情有相當一致的看法。

如果我討厭國陣，我社交圈子自然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在臉書上看到別人分享的新聞自然都不利於國陣。如果某人是虔誠的穆斯林，支持伊斯蘭法，那她在臉書上看到的觀點多數會支持伊斯蘭法。

就算只是偶然看到別人分享的新聞標題，也會影響我們對一件事情的觀感。

我很多朋友在臉書分享同情巴勒斯坦的內容。就算我只是用手指滑過，沒有點進去那些內容，也會不自覺地對以巴衝突產生一點立場。因為我本來就不關心以巴衝突，所以我看到了朋友分享的新聞標題，並不會特地多做功課。

目濡耳染下，我們在理解一個課題以前，就先對它有了一個難以改變的立場。

為什麼說是難以改變的立場？

心理學有個概念叫「一致性偏誤」（Consistency bias）。社會不喜歡立場行為上反反覆覆的人，覺得這種人沒主見或狡猾。我們喜歡前後一致的人，覺得他們有目標有原則。因此我們作出選擇或形成立場後，會面對來自內心和外部的壓力，迫使我們的立場保持穩定。

特別是在今天，臉書是很多人分享看法的平台。我們在臉書上寫東西，很多朋友都會讀到。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已經屬於個人形象，所以我們會不顧一切去捍衛這些看法。
 捍衛自己的立場很容易。心理學者海德特（Jonathan Haidt）就有寫道，人之所以進化出思辨能力，本來就不是為了尋求真相，而是為了說服別人，以組織聯盟。換句話說，人性不追求真相，思辨能力只是一種社交技巧。

為了在別人面前顯得更理直氣壯，我們會竭盡所能尋找新的資訊，來合理化自己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海德特寫道，當我們獲得與自己立場不一致的資訊，我們潛意識裡都會想：「我是不是一定要相信這個資訊？」除非真的被徹底說服，我們會傾向於否定那新的資訊，並保持原有立場。

相比下，當我們得到支持個人立場的資訊，潛意識裡都會問：「我可不可以相信這個立場？」就算那個資訊不可靠，我們也會覺得無風不起浪。有人這麼說一定有它的道理，說不定他們知道什麼內幕？於是，我們就更確信自己正確了。

一致性偏誤意味著，我們做每一件事情、講每一句話時，都會有意無意地保存一致的看法和作風。如果能讀懂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就可以大致無誤地推斷他會怎樣處理一件事情。

我們都會把自己過去的經歷和立場總結起來，創造出一個關於「我是誰」的故事（life narrative）。如果一個人相信自己「是負責任的人」，那他以後也會努力讓自己的言行「繼續」符合這個形象。

讓我舉個虛構例子。小麥是個勇於發表意見的學生。有一次學妹A對她說，「學姐我很欣賞你，因為你總是那麼不畏強權地講出真言」。小麥聽了後心想：「嗯，原來我是敢於說出真言的人，而且別人喜歡我這點」。

自此以後，她越來越相信講真言是一個美德，並不惜因此得罪很多人。她開始覺得，如果對一件事情不發表意見，那將違背她一貫的作風。

因為學妹的一句話，她最後決定成為記者。

在上面的例子裡，學妹A那句讚賞無心插柳地加強了小麥對自己的認知。當她嘗試讓自己的言行更符合「個人形象」，就可能會往那方向一直走下去。

我們每個人生活中都有很多這樣的影響。可以是小時父母的讚賞，或是欣賞的藝人講了句話。有時是一件事情讓我們對某個話題有了公開的立場，以至於不知不覺地成為了那個立場的代言人。

席爾迪尼（Robert Cialdini）在《影響力：說服術的心理學分析》中提到多個關於一致性偏誤的實驗，其中一個讓我特別有印象。

實驗者告訴一群居民，如果他們節能並達到一個目標，就能以熱心公益的形象登上報紙。

一個月後，這些居民都達到了節能的目標。這時研究者發了一封信給這些居民，充滿歉意地說：不好意思，我們被迫取消在報紙登文章。謝謝你們配合。

再多一個月後，研究者得到一般人意想不到的結果。

當初以為自己有機會上報紙的居民發現自己「受騙」後，沒有回到之前浪費能源的生活方式。他們甚至比收到信前還要熱心於節能。這些居民開始相信：我節能不是因為我想上報紙，而是因為我真的熱心於公益。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個人認知，藉此改變他的言行。

讓我舉個並非完全虛構的例子。美國總統大選期間，K在臉書上公開支持特朗普，因為特朗普承諾廢除奧巴馬醫改。結果特朗普當總統後，甚至無法說服自己的黨員廢除奧巴馬醫改，成為新一任「無能總統」。

K會改變先前的立場，承認特朗普沒有實現承諾嗎？

我覺得不會。他公開支持特朗普，就意味著很多討厭特朗普的朋友開始看不起他。至於跟他一樣支持特朗普的朋友，出於志同道合組成了新的同溫層。這時他如果說「我對特朗普有點失望」，那會讓他過去的立場成為一個笑柄。更可怕的是，那些支持特朗普的朋友也會開始嫌棄他。

於是他說服自己：特朗普按兵不動有策略上的道理。事實上，這凸顯了特朗普尊重體制，而且懂的一步一步來的道理。特朗普成為一個成熟的政客，這是好事啊！

他忘了自己當初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比從前更加火力全開地為特朗普辯護。這也是其他特朗普支持者想聽的東西，於是大家又高興了起來。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因為每個人都拒絕改變立場，只在乎自己在同溫層裡的形象，我們再多爭論都是無濟於事。只要人性不改，「真理越辯越明」不過是一個天真的想法。

我覺得，真正有意義的對話不是理直氣壯的辯論，更不是互相嘲笑和謾罵。我們改變不了任何人，而且還會在過程中越來越頑固，以至於聽不進其他合理的意見。我相信謙虛並互相尊重地溝通才有機會說服別人。同樣重要的是，這樣才有機會讓別人說服自己，才可能懂得一些新的視角。

用谷歌找資料時，谷歌會給我們一系列網頁，網頁裡有我們要找的字眼。

例如說，我用中文在谷歌搜索欄填寫「奧巴馬」和「穆斯林」，谷歌會顯示一整頁提到奧巴馬和穆斯林的網址。我可以一個個點進去這些選項，比較內容，憑自己的判斷力看哪一些信得過。

我看到第一個網址是論壇上的提問，主題是：奧巴馬是不是穆斯林？下面有一些網民回答，有的是有憑有據，但多數是擅自推斷的陰謀論。

接下來兩個網站都講奧巴馬是穆斯林，第四個網址是維基百科關於奧巴馬的頁面。目前看到的幾個網址只有維基百科說：奧巴馬不是穆斯林，他是基督教徒。

當然如果你上慣了網肯定知道，我們不可以相信來源不明的資訊。任何有公信力的資訊來源如《星洲日報》都會告訴我們，奧巴馬他是貨真價實的基督教徒。

谷歌搜索本來的功能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幫我們找出一堆包含特定字眼的網頁。例如當我問它：奧巴馬是不是穆斯林？谷歌只需要找出一堆提到「奧巴馬」和「穆斯林」、點擊率比較高的網頁，然後接下來就全靠我們自行判斷了。

這樣做本來不會有爭議，畢竟谷歌本來就沒答應回答我們的問題。

可是，谷歌近年來主打人工智能（AI）功能。所以，近年谷歌旗下產品如搜索引擎、安卓系統、Google Home嘗試為用戶的問題提供明確簡短容易消化的答案，幫我們省更多時間力氣。

例如我在谷歌搜索欄填寫「納吉多少歲」，谷歌會直接展示納吉的歲數（63歲），不需要我點進去搜索出來的選項一個個看。

讓我舉個虛構例子。如果昨天發生了青年砍死50個老太太的大新聞，我填寫「砍死50個老太太的青年多少歲」。谷歌會根據關鍵字眼找到《雙峰塔日報》一篇點擊率比較高的報道，向我展示摘要：雪州一個18歲少年昨天砍死50個老太太。

問題是，人工智能未能像人類那樣對比資料然後衡量真假。例如上面報道雖然點擊率蠻高，但《雙峰塔日報》是冒牌新聞網站。

最近有人問谷歌的人工智能產品Google Home「女人是不是都是壞人」（are women evil）這個惡搞的問題。有留意科技新聞的朋友會知道，Google Home是一個會聽人講話然後用講話回答，看起來有點像花瓶的東西。結果Google Home引述了一篇講解為何女人天生邪惡的文章，在網上引起了轟動。谷歌不知那文章有問題，只知文中提到「女人」「都是」「壞人」。

而我一時好奇，用英文在谷歌搜索欄填寫「華人是」（chinese are）。結果，谷歌的自動完成功能（autocomplete）顯示幾個陳述句，包括「華人沒有文化」「華人是諾亞的後代」（！）。

前者還可以理解，但會有神經敏感的人說谷歌歧視華人，後者就莫名其妙了。為了判斷谷歌是不是只對華人和女人有惡意，我用英文填寫「白人」，結果自動完成為：are white people born with tails？（白人出生時是不是有尾巴？）

⋯⋯這是什麼東西嘛？

這不代表谷歌背後是一群仇華又厭女的人。谷歌不過自動引用了多人搜索的問題，幫我們少打一點字。顯然很多人好奇華人是不是沒有文化是不是諾亞子孫，白人生出來是不是有尾巴。

由此可見人工智能目前還很原始。有一天人工智能可能超越人類，但那天還很遠。今天谷歌的Google Assistant蘋果的Siri微軟的Cortana亞馬遜的Alexa都只能用預先設定的答案回答問題，或從網上搜索一些有關鍵字眼的網站，以作為答案。

軟體設計師克萊克（Josh Clark）在刊登於Big Medium的文章寫道，谷歌錯在不知道答案的情況下嘗試給一個明確的答案。它嘗試讓人以為它知道答案，以營造谷歌全知的錯覺。

有些情況這是OK的，如果有人想知道天氣或日期，那回答「天晴」或「3月25號」可以幫她節時省力。但很多問題不那麼好回答。它們沒有明確答案，或有很多不同答案。例如一個政策是好是壞，答案常常不是「好」或「壞」那麼簡單。

克萊克說，人工智能系統應該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沒有明確答案或有多個答案時，它必須清楚說明。它可以講：這裡有一堆網站，它們有各種看法，你自己比較判斷吧。

簡單來說，說「我不知道」或「我不確定」好過誤導人。

這不只適用於人工智能，也適用於人。

我常聽到有人閒聊時點評熱門話題，他們總是信心滿滿地講。但稍微做過功課就知道他們不理解那課題，只是人云亦云，重複著一些錯誤常識。我也常犯同樣毛病，所以聽到別人毫不害臊地高談闊論難免羞愧，只好警惕自己，下次不要那樣。

身為業餘寫作者，我有責任在不夠了解一件事情時避免評論。就算是做足功課的課題，也只能給讀者你多一些有關的角度，讓你自己評估。畢竟，真相通常不只一個。

就算視角有限都好，我們有個人立場。寫文章是為了解釋立場。但不管是寫字工作聊天，都應該承認自己知道的有限。說「我不肯定」「我不知道」是我們需要學習的責任。